新读书无用论盛行于近几年，之所以加上“新”字，主要为了区别建国后前两次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由于社会的转型变革，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逐渐弱化，出现很多新的情况，人们习惯把发生在21世纪初的这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称为新读书无用论。我国建国，一共出现过三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具体如下：
第一次出现在文革后期，以
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是
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越光荣。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知识成了一种罪恶，知识本身似乎的确无用，因为没有使用的地方。但这种“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至上而下所引发的思潮。在广大的老百姓心中，知识依然是神圣的，不然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怎会有1160万人涌进考场？在随后的一些年内，高考和中考成为广大社会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公平竞争之路，即使它是一根独木桥。虽说如此，却也不能掩饰其缺憾的一面。
第二次的“读书无用论”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也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等，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涨一下的固定工资。于是就泛起了“读书无用论”，但这一次看起来依然是“知识无用”。但是，读书至少可以充实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人的心灵，需知有人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大于物质享受。因此其说法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第三次的“读书无用论”即“新读书无用论”，首先从农村出现，并且蔓延至全社会。过去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面临无能为力的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已经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样的沉重；三是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这一次不再是知识无用，谁都明白知识有用，但在三大难题面前，虽然也明白考大学还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最佳机会，但即使自己不愿放弃，整年劳作于田间，收入微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父母也要逼其放弃，在这种无奈之下，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就只有在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选择投降。
新读书无用论的不是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读书所带来的收益持否定态度，过高的高等教育支出与日益微弱的
教育回报率矛盾十分突出。新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有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的原因。
高等教育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大学学费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大部分家庭的承受上限，另一方面导致教学资源紧张，影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从而激发了两对矛盾的产生，导致了大学无用论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