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为了升大学只好到潮阳成田小学教书，积攒学费。1年半后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日的声浪传遍全国，在成田小学涌起了点点的浪花，教师们议论着如何抗日救亡。卓芬怀着爱国的激情，立刻辞去教席，直奔汕头，一位朋友给她一张船票，乘船去上海。到上海后找到女中同学苏林（原名沈舜卿），在她的热情帮助下住进大夏大学女生宿舍，并投考大夏师专科史地系，被录取。

方卓芬，、倩华、怀庶，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母亲是家庭妇女。她6岁丧父，依靠大哥（同父异母）生活，8岁进入惠来县立女子小学。回来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势力浓厚。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当地农会、妇女会蓬勃发展，提出男女平等，打倒封建礼教，反对包办婚姻等口号，卓芬跟着年长的同学去宣传，参加示威游行。从此，革命的火种在她少年心灵中扎了根。

1928年海陆丰农民暴动，同时占领了毗邻的惠来县城。不久革命夭折了，土豪地主卷土重来，残酷屠杀革命志士，无数共产党员被杀害，头颅被挂在城楼上。这血淋淋的事实，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中，使她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这时不少家长禁止女孩子上学，卓芬被迫停学。她为了求学，反对包办婚姻（父亲生前为她订的婚约），同大哥坚决抗争。

1929年春天，卓芬终于争取到惠来县立中学一年级插班，在经济极困难中读完初中。毕业后（1931年）摆在她面前两条路：一是向家庭屈服；一是远走高飞，脱离家庭上高中，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她说服母亲，争取她的同情与帮助，在一个细雨蒙蒙的黎明时刻，悄悄地从后门溜走，只身去了汕头。

1931年秋天，她考入汕头市立女子中学高中师范，从此摆脱了旧婚姻的纠缠，但经济上失去了来源，为坚持学业，只有向亲友借贷，得到点滴的援助。当时的潮汕，封建势力很嚣张，革命之路不易找到，在女中3年，她只好默默地读书，看小说。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小说，革命浪漫主义对她很有吸引力，为她后来走上革命之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5月初，卓芬到了战时陪都——重庆，被分配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稽要科，科长是童小鹏。她先后在稽要科、南方局宣传部、统战委员会经济组工作。她在红岩度过了7个寒暑。

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也是党的南方局所在地。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机关就设在红岩。它像灯塔，在黑暗的国统区中放出光芒，给大后方的人们指明方向。它又是个革命的大学校，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顶住了三次反共高潮，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红岩是卓芬一生中受共产主义教育最深刻的地方，在政治上受到较好的锻炼，在工作上学到过去未曾学到的知识，如搜集经济情报、整理经济资料、练习写稿，不时给《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撰稿，联系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当个小兵，得到他的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机关复员上海、南京，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马思南路设办事处。卓芬调上海中共代表团，任上海工委财经委秘书。秋天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干部，涤新夫妇被派去香港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办了一个经济资料室，卓芬在这里工作，搜集国民党的经济情报，为准备接管大城市，编写一批资料（国民党四大家族资料，中纺公司，资料委员会有关资料，以及国民党区的动态资料）；同时为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揭露国民党的经济崩溃，经常为《经济导报》、《华侨日报》撰稿。1949年8月她离开香港，先任上海工商局调研室副主任，后调华东局统战部任工商科长。参加上海五反运动的调研工作。

1952年秋，卓芬调北京任中央工商局调研处副处长，主编《工商行政通报》。1956年全行业合营以后，负责编写私营工商业改造资料。1960年进入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65年毕业。

如今，卓芬已进入耄耋之年，仍不顾年老多病，顽强地为伟大的信仰而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