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起成立新生学社，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在第2期上发表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影响巨大。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第一、二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70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施存统（1899——1970），浙江金华人，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起成立新生学社，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在第2期上发表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影响巨大。1920年5 月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书记。1945年与黄炎培发起创立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曾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双尖山水滋养英杰

巍峨的金华北山由西向东延绵，透迤起伏，到金华和义乌交界处异峰突起，那就是著名诗人艾青曾经讴歌的双尖山——华金尖、法华尖。在1955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艾青发表了长达244行的长诗《双尖山》，诗中称双尖山“像一个古代的骑兵，满身披挂着弓箭，骑着紫铜色的骏马，在天边驰骋”。双尖山山水灌溉数百平方公里土地，滋养百余万人民。葱郁的双尖山脚下有一个奇特的“文化圈”，这里曾出过多位杰出人物，按照村庄位置由东向西，一位是义乌吴店苦竹塘村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与吴晗老家隔溪相望是傅村镇畈田蒋村，那里是中国诗坛泰斗艾青成长的地方，他在诗中写道:双尖山的水“流着，流着，经过了我的村庄”“我喝着你（双尖山）的山泉长大”；一位是傅村镇柳村的明代文学家宋濂；再往西北，过了大叶荷（大堰河）村就到源东乡的叶村，新中国首任劳动部副部长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就是从这里走出大山的。所以双尖山又可称为“四杰山”，因为山有双尖，随处可见，山有四杰，十分难得。其实施存统的小儿子就是“与冼星海、聂耳齐名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徐沛东语），施存统的夫人钟复光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施存统旧居陈列室里有四帧照片可以说明。一张是1925 年在北京（北平）香山碧云寺钟复光与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灵柩旁边。那时她还是上海大学的在校学生，因组织妇女运动，到北平参加全国的妇女组织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就在此时孙中山逝世，她是治丧委员会委员，负责接待外国的吊唁者，所以她为孙中山守灵；第二张照片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她是黄埔军校的女教官，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第三张是新中国成立后她与贺子珍在上海；第四张是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妇联会议上与邓颖超的合影，她是全国妇联领导人之一。

由此又可以说，双尖山又是“多杰山”。

在这个“文化圈”里，盛行“耕读”遗风，大户人家在给子孙分遗产的时候，留块阳光充足、灌溉便利的好田奖励用功读书的子孙，叫“贤田”，读书的人多了，大家轮流耕种贤田。有的富裕人家还办学校，免收学费。如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华傅村的傅志云、傅长春父子就办了一所育德小学，让许多穷苦的孩子有书读。施存统也致力于在家乡办学，还请名人于右任题匾:“半耕半读”，挂在自己家里。这大概就是这个“文化圈”形成的基础吧。

叶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盆地里，盆地北靠巍然屹立的双尖山，另三面是相对高程不足百米的青山。盆地最南端是个山垄口，口上有一条清溪，溪边一座古庙，庙神叫洞主大王，所以庙名叫洞殿，整个小盆地就叫洞殿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源东乡，共有49 个自然村，叶村属于大村，300户人家，1500多口人。

“非孝”引发一师风潮

1899年12月施存统就出生在这个“洞殿里”小盆地的叶村，世代农民，9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两年后转人金华长山小学。他学习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优秀，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洞殿里的村民有着吃苦耐劳、勇敢刚毅、嫉恶如仇的品质。辛亥革命前期，被秋瑾视为革命大本营的华龙会（千人会、九龙党），曾在这里频繁活动，进行过反清革命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洞殿里的长塘徐村有许多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施存统的舅父徐载金担任浙联军二十一团上校营长，因攻克南京有功，晋升为少将。民国3 年，金华大旱，田地龟裂，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婴儿大批死亡。洞殿里农民施新金、施光贝、陈国良等以“爱护孩子”为口号首先组织农民起义，得到了义西、澧浦、塘雅、傅村等地民众的响应，建立了统和党、华荣党。金东、义西6个区，40多个乡，近千个村庄，上万人参加。这就是金华历史上有名的“甲寅事件”。此时的施存统才16岁，在威灵寺县立两等小学读书。他也积极参加调查，登记死亡婴儿的名单。

1917 年，由舅父资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大量销售《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还与俞秀松等在1919年出版了《浙江新潮》。

当时，施存统接到母亲病危通知，回家后得知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贫困得不到医治，同时还饱受父亲的虐待。施存统曾借钱寄回家给母亲治病，父亲爱钱如命，不给母亲治疗，理由是给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费。母亲终于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5 岁。母亲的早逝对施存统刺激很大，在回校的路上大哭一场，哭醒了十几年当孝子的好梦，他苦苦思索，如何推翻封建家庭制度，于是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1919 年11月7 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2期上。他在文中写道，在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他写此文的心情是“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的人！...人类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该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此文一出，立即受到陈独秀等进步人士的赞扬，称作者为“可爱可敬的小兄弟”。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发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加此刊罪名为“主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和“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等罪名。当时的浙江省长公署发出训令，责成教育厅切实查办。在这种压力下，《浙江新潮》被查封，施存统被开除，陈望道、夏丐尊等一批新派教员被解聘，并准备变相将经亨颐校长撒职，因而引发了“挽经护校”的“一师风潮”。

复亮、复光携手投身革命

1919年底，施存统和俞秀松、傅彬然等离开“一师”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初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当时已名扬四海的主编陈独秀十分器重这个写出《非孝》的勇敢青年。在上海，施存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厂参加工人运动。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 多人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大会以后，施存统参加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6 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上海，不久，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渔阳里6号陈独秀寓所诞生，并拟订了“党纲草案”，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该小组有5 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这就是5 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党员。其中两名是浙江一师校友，这是浙江一师的光荣，在校史上应当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新青年》杂志就成为第一个党组织的机关刊物，除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推动各地建党活动之外，还把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施存统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工作，成为站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

1920 年下半年，受戴季陶资助，施存统赴日本留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文化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马列著作，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我国有许多进步青年在日本留学，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施存统带了一份党纲草案去日本，既是为了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也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施存统到日本后，因经济困难，他未进正式学校，向一位日本下女（服务员）学会了片假名、平假名，开始自学日文，通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达到能借助字典，阅读日文书刊的程度。施存统不断地把日本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论著翻译出来，寄回国内发表，还发表了大量自己撰写的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是旅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本来是他回国参加会议.因考虑到周佛海长时间没有回国，施存统就让他参加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会议.错过了参加名载史册会议的机会。他经常与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等交往，更多的是与日本共产党人山川均等研讨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他的学习进步很快，为以后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对于施存统的行动早已加以监视，并于1921年12 月将日共几位同志和施存统一起逮捕。施存统在东京监狱关押了半个月左右，被驱逐出境。

1922年初，陈独秀委派从日本回国的施存统重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团中央首任书记。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存统兼主编。《先驱》共出版了25期，他主编了17期，到1923年8月停刊，改出《中国青年》，才由恽代英主编。

因为患有神经衰弱症，施存统辞去团中央书记，1923年到上海大学任教。他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和《社会问题》等。1924年，他接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女生蒋冰之（丁玲）就在其中。由于他讲课的魅力，获得了女生钟复光的芳心，两人志同道合，遂结为伉俪，为了表达爱情，因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在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他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存统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安排施存统夫妇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存统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他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任女队教官。

钟情革命的民主斗士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人举屠杀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施存统失望之下退出了共产党。脱党后，他曾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并与许德珩、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但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改组派。于是，他到大学当教授，钻进书斋，埋首学问。1933年春，施存统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迫害，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去了日本。在日本买了一批革命书籍，返回叶村，在叶村半耕半读一年左右。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后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在家乡期间，施存统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难，决心建一所小学，他亲自选校址，要求环境幽静，出入方便，所以定在村西黄牯山下。为了建校，他卖了自家在雅里畈土质、水利很好的3亩5分良田。

到抗战爆发为止，施存统出版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施存统积极宣传抗战。

1941年，施存统夫妇住在重庆南山，施光南出生，但夫妻双双失业，度日艰难。有人劝他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施复亮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后经朋友帮助，到中央银行任经济研究员。

抗战胜利后，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组建民主建国会，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名著一时的战士。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存统和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郭沫若等27人被打致伤。施存统伤势最重，胡子昂用自己的小汽车，由钟复光陪同，，把他送到医院。周恩来副主席和各界代表都到医院慰问，各地纷纷发来慰问电信。反动派的暴行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教育了一些保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间态度的团体和人们，使他们认识到在独裁和民主、内战和和平、爱国和卖国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施存统在医院忍受着伤痛，断断续续地口述，由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题为《愤怒的抗议》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施存统康复后，周恩来考虑到他在重庆不安全，就安排他一家随新华社迁往上海。但上海各大学被国民党控制，不敢聘用他，生活无着落，靠共产党员周庚接济。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一批民主人士取道中国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

叶落归根

新中国成立后，施存统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兢兢业业，秉公办事。他的女婿被错划为右派后，他引用京剧《宋士杰》里的两句台词说:“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虽然表示同情，却始终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为求情。施存统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曾写信给劳动部长李立三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反省自己当年的脱党行为，并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但不幸的是不久就瘫痪在床了，此时的心情可用杜甫的两句诗来描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70年施存统在北京去世。2004年他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第一室取出，与钟复光合葬在故乡的双尖山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