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字“凤笙”，晚号“奋生”，曾用名“镜宇”。安徽休宁（归黄山市管辖）人。自1922年起，先后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清华大学、（伪）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图书馆，主持古籍分类与编目工作。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目组组长、主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等职。他以毕生的精力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在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中国丛书题识》、《清代禁毁书目题注》、《中国丛书知见录》、《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以上五种均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张秀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内部刊行）等。除了致力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之外，他还进行地方志、丛书、文史哲工具书和古钱币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文史哲工具书简介》（施廷镛主编）等。其子施锐著有《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以示怀念。

施廷镛先生的一生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对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自1922年被调入东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直到先生仙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毕生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他在东南大学时，曾利用暑假开设图书馆学的有关课程，向学生传播和普及图书馆知识；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建设，曾参加筹备建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工作；先后在南京、江苏、北平等地的图书馆协会任职并担任领导工作，对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在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方面。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曾主持了对图书的科学分类工作，并创编了《图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此分类法被称为“施法”，与当时由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创编的“刘法”并称于一时。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分类仍在采用“施法”。二是不遗余力地抢救整理国故。先生是因为对图书目录学怀有极大的兴趣而被调入图书馆工作的，此后一生都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1925年8月，他曾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清点和整理故宫图书。在整理昭仁殿藏书时，编撰了《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并对《掌故丛编》第十辑中的《禁书目录》进行了校注。在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里，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基本没有离开过古籍的采买与编目。他还曾编写了《古籍版本学浅谈》的讲稿，在高校中普及古籍版本学教育。先后主持编印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对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2月28日生于安徽省休宁县（归黄山市管辖）东乡施村（施村是个小村落，今属于鹤城乡新安源村，新安源村由原来的冯村和四门村合并而成；四门村是指施村、山下、李家和茶源山四个自然村，四村因河相隔，因桥相连，几成一整体）。

光绪末年就读于南洋方言学堂法文班。

毕业后，在24岁时供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了南京学界联合会，参与游行、宣传等活动，并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分派下，担任文件缮印和联络等工作。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并筹建图书馆。1922年，由于先生对目录学的浓厚兴趣，他被调入图书馆从事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从此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担任了第四届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的教学工作，讲授图书装订等有关课程。

与洪范五（有丰）等筹组南京图书馆协会，并任该会干事；同时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又兼任江苏图书馆协会副会长。

应洪范五之邀北上，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和古籍的采购工作。自1929至1936年间，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更换了五次，首洪范五，次张子高，次王文山，次朱自清，次钱稻孙。在朱自清因母丧请假期中，施先生代理主任职务。

1929年成为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员，1932年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27日，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施先生成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又在次年三月代理了改组后的保管处主任职务。

8月14日保管处同仁被迫撤退进城至宣武门大街前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原址，施先生也丧失全部保管职责，同时失去了来自清华大学的保管补助费收入。后来，施先生被聘为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目组组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办，施先生工作无着落。迫于生计压力，1942年4月，他应伪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钱稻孙之邀，出任该馆中文编目股股长。次年又设法成为汪时璟任总裁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员，任职一年多至1944年6月。其子施锐在《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一书中不为亲者讳道：“在北平沦陷区类似父亲这样遭遇的人，出于生活所迫，作了‘伪事’不算少数。当然与一些宁愿饿死，也不愿出山替日伪做事的人相比，他们是“落后”许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施廷镛先生之谓也。对于施先生的人生污点，甚觉可惜。

抗战胜利后，可能由于这段出任伪职的经历，复校后的清华大学一直未重新任用施先生。

受吴有训先生之邀，南下任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

60年代曾主持南京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工作。

升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受北京图书馆图书馆专业书籍编辑部聘请为特约编辑，并受邀担任《图书馆》杂志的特约通讯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施先生仍坚持工作，一直坚持到九十岁逝世，并在八十七岁时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他还成为南京大学文革后第一届图书馆学研究生的导师。其晚年撰写的许多讲稿以至成书，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图书馆学的所有方面，而且与时俱进，讲义的内容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可见施先生热爱本行并全心全意培养接班人的诚意。他把一生献给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并成为事业的带头人，其精神令人敬佩。

3月23日20时41分在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