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后，随着工商业活动的增多，族产中又增添了诸如店屋、生息银两和墟集等项目。许多家族通过出租经商店屋和管理墟集来筹集家族经费，增殖家族财产。据连城《新泉张氏族谱》记载：“先祖原构店铺，编列天、地、人、和四号，上手出租于人，归大宗永远管业。正月十四日收租，不得推前越后。”福建省泰宁县杉易镇（今城关）欧阳氏，清朝中期有店房71栋，每年收租钱180余千文。连城四堡邹氏家族，于乾隆年间（1736-1796年）曾公议设立公平墟，开墟集后，“墟场墟租，胜公房子孙分收圩租一半。敷公房礼崇公、礼衡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孙收圩租一半。”（连城四堡《邹氏家谱》卷24《祠产》）上杭傅姓曾开蛟洋集场，李氏开新坊集场，“向各铺贩收租，向官交粮，其地只为贸易用，不准外姓筑造店屋。”（民国《上杭县志》卷2《建置志》）旧时莆田涵江最初的居民号“十福首”，先后在下徐新宫埕建二座天后宫，其祭业主要靠店房租和田租。当地黄氏，每年除在农历三月初三日，花一笔钱“祭海”外，仍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以上这些情况反映福建族产内容的多样化。但就族产的基本内容看，仍应首推土地田产，即通常所称的“族田”。
族田，又称祭田、蒸尝田、社田、祠田、义田、香油田、书灯田以及公役田、轮班田、桥田、渡田、会田、福田等，名目极其繁多。唐宋时期，各类族田便已见诸史志和族谱记载。从明中叶到清末民初，各家族的公有财产（特别是族田），经过几百年经营和积累，犹如滚雪球般急剧增长。如福建省连城县四堡邹氏家族，至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仅租佃出去的族田，每年地租收入有谷米400余石，钱租近10万文，建瓯祖氏家族，到清末，各类族田田租收入达7000余筐；建阳米氏家族的总祠堂族田，每年租谷收入500余担；建阳陈氏家族，清末仅祭租总额达2000余担；顺昌上洋谢氏家族，历代累计提取祭租3000余筐。（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62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国时期，族田收入仍很可观，永泰同安村张氏家族，族田租谷收入最丰时也达5000余石。泰宁县大田乡有一块13亩多的“书田”，称“百石丘”，专供乡中读书人耕种、补贴之用。该乡因此大田而得名。
大量族田的购置，以及每年繁多的祭祖仪式，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供役使。于是一些大的族姓从明清到民国年间，曾有蓄奴现象出现。华安仙都一带各大姓，大都保留着蓄奴陋习。当地人将由外地迁来而沦为大姓奴仆的小姓之人，称为“客户”或“客户仔”。客户与族田伴生，也成了大姓族产的一部分，可以任凭役使。其所耕种的土地，全都是各大姓主家的族田。客户租一亩田，每年要交纳600斤租谷，占总产的60%。因此大姓族田、祠产的收入，相当部分是通过奴仆耕种、索取其劳动产品的大部分而获得的。1949年后，随着族产、族田的消失，仙都的蓄奴现象也消亡了。
族产主要用于建祠修墓、纂谱联宗、办学考试（俗称“儒资”）、迎神赛会、门户应役、兴办公益事业（如修水利、修路桥、设渡、设茶亭等）以及与外族的民事纠纷、诉讼甚至械斗。其中以祭祠开支为最大。除上述开支外，族田收入还用于赈济贫困。这部分族田俗称“义田”。建阳《重修黄文甫公族谱》称：“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龙岩《刘氏族谱》道：“一族之人，不论贫贱贵富，立义田认赈之，发粟帛以助之。使族中聪明特达之英雄不至久辱泥涂。”此外，动用族产开设义仓、社仓济族人，也不绝于记载。这些可算是弊窦丛生的家族制度下的良俗。
族产作为族内日常事务的开销归家族所有，不属任何一房，除由族长总管（但非族长财产）或再由其指派专人管理外。一般情况下，通族共有的田产，都是采取董事、经理制的管理方法，并受家族的共同监督。长乐曾氏家
族规定：“秋、冬二祭。次日早饭后，族房长、宗子祠政，必须齐集祠中，料理数目。”（长乐县《惑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一些家族还采取分班经理制，由各房轮流管理族产收入，武平《李氏宗谱》就有春祭分班办祭的条目。1949年后，土地公有化，族产不复存在。但涉及房产和山林纠纷时，一些宗族活动盛行的地方，仍有依当年族产为据者，这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