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北传佛教之一，从西域三十六国传入唐朝，再经唐朝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公元546年至公元645年）、奈良时代（645至781）、平安时代（782至1192）、镰仓时代（1192至1333）、室町时代（1333至1600）、江户时代（1600至1868）、明治维新之后（1868至现今）七个时期。

佛教初创时期。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著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625），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653），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522年，中国梁人司马达等到达日本，结庵奉佛。

538年，明王献佛像和论经。

552年，苏我氏和物部氏争论国家是否应该奉佛。

584年，苏我马子在石川住宅建寺，置佛像。

594年，圣德太子下诏兴隆三宝。

604年，十七条宪法颁布，第二条明确要求“应崇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号召全国上下“笃敬三宝”，所有臣民信奉佛教。

645年，亲下诏书，诏令曾留学隋唐的僧旻、惠云、常安等“十师”担负“教导众僧，修行释教”之重任。

692年，寺院数已增至五百四十五所。

佛教牢固树立了镇护国家”之教的特殊地位。

672年，壬申之乱以后，朝廷制定并颁布了诸如僧尼令、僧纲、国师制等相关的法令和制度，既严禁僧尼参与或过问政治，限定其宗教活动范围不能超出寺院以外，同时设立了由僧纲管辖京内，由国师管理地方诸国的僧尼和寺院的“僧官制”，并由国家统一来掌管僧尼的得度、受戒等权限。这种典型的“官寺佛教制度”，的确起到了将佛教置于中央集权国家律令体制的有效管制之下的作用。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其他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主要宗派有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和华严宗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

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

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法相宗是由唐玄奘（602—664）及其高徒窥基（632—682）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由道昭（629—700）在齐明天皇（655—660）时期传入。道昭因此被视为日本法相宗第一传。他曾于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赴唐居住七年，师从玄奘三藏研习法相唯识教义，同时兼学禅宗。

律宗，753年，鉴真与同行僧俗二十四人搭乘日本使节船到达了萨摩国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由天皇下诏安置在东大寺。当时众多高官、名僧感于鉴真历尽十二年千辛万苦而来，纷纷前来拜谒、慰问。敕使吉备真备还宣读了孝谦天皇的诏书，向鉴真明确表明“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的旨意。同年四月，在卢舍那大佛前建筑了戒坛，以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皇太子为首，约有四百四十余人登坛受戒。律宗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佛教开始颓败

代之以过去的佛教保护政策，奈良末期的光仁天皇（709—781）和平安初期的恒武天皇（737—806）对佛教倾向于采取统制政策。实际上，日本佛教发展至奈良时代末期，自恃有朝廷庇护而不自重，僧尼中假佛惑众、蓄妻养子等堕落之事时有发生，已开始呈颓败之势。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宗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著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在佛教初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将佛视为“蕃神”，由此可知在当时日本人的意识当中，佛与神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有的只是“外来神”和“本地神”之分而已。此即日本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如此宗教意识，发展至平安时期，则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本地垂迹”思想。所谓“本地垂迹”，即认为佛、菩萨乃神之“本体”，为救济众生而化身为神，亦即“垂迹”于日本。

“镰仓新佛教”，“庶民化”、“世俗化”倾向

从中国传入的禅宗，由于其倡导之精神、追求的情趣以及其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受到了上至幕府将军、下至下层武士的热烈追捧，影响很快波及普通民众。有不少在日本土生土长的佛学“精英”，根据自己对佛教经典的钻研和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结合日本当时的时运和国情，创立起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的教义体系来。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镰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镰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镰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神道出现

作为佛教与日本固有神道结合的产物，“本地垂迹”学说发展至镰仓时代时，形成了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两部神道”。

日本天台宗效法中国天台山国清寺奉“周灵王太子乔”为“山王”的做法，将比睿山延历寺的镇守神日吉明神奉为“山王”，认为日吉神社所供奉的山王明神本地乃是释迦法身佛，为日本的最高神，并在日吉神社内建造了神宫寺。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山王神道”学说。

因真言宗神道理论的主要特色，是以密教大日如来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理论来解释和论证伊势神宫内宫外宫的统一关系，故名“两部神道”。《丽气记》解释，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乃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伊势神宫内宫所奉天照大神之本地为胎藏界大日如来，而外宫所奉丰受大神之本地则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二神其实都是大日如来一身所化。因密教奉大日如来为最高的佛，故据此强调天照大神乃“一切众生父母神”，是日本最高的神，而伊势神宫则是日本的最高神社。两部神道理论为日本诸神设置了“大日如来”这一统一的“本源”，无疑给后来其他流派神道的建立带来了启示和影响。后来形成的三轮流神道和御流神道，其在思想上与两部神道基本如出一辙就是最好明证。

佛教由鼎盛而至衰微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

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

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

“一向一揆”，指的是日本佛教史上多次发生于室町后期战国时代的“真宗武装斗争”。“一向”即一向宗（净土真宗）。日本净土真宗发展至室町时代后期，本愿寺教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武装集团，多次发动或参与武装斗争。

“法华一揆”，1532—1536，以京都为中心发生了日莲宗武装斗争。京都日莲宗面临着来势凶猛地乘胜而来的真宗本愿寺教团的威胁，为保护自己的寺院、信徒的安全和财产，及时联合了武将细川晴元在京都的军队，高举“妙法莲华经”大旗进行对抗。

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后进入黑暗期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

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

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

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明治初期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日本神道，长期与佛教融合一体，可以说是依附于佛教而发展起来的。

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之大号令》诏书，宣布“诸事依据神武创业之始”，还于同年三月十三日颁布了《神祇官再兴之布告》曰：此番王政复古，以神武创业为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故先者，再兴神祇官，进而复兴诸般祭奠仪制，布告此旨于五畿七道诸国，恢复往古，停止诸家执奏配下之仪。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宣、祝、神部皆附属神祇官。重新恢复了由神祇官掌管全国祭祀的所谓“祭政一致”体制。由国学派平田笃胤的亲信掌权的隐歧率先开始“废佛毁释”，不仅捣毁其领内的所有佛寺，还强令民众弃佛而信神，并要一一立下“血誓文书”。同年四月，还发生了日吉山王神社神祠官树下茂国率众冲击延历寺，焚烧捣毁殿内佛像、佛经、佛具等物的骇人事件。由于政府对此事件实际上采取的是默许态度，导致了当时的废佛毁释之风愈演愈烈。

由临济宗大隆寺僧韬谷、曹洞宗总持寺奕堂、真言宗高野山明王院增隆、净土宗回向院行诫等诸宗四十余所寺院僧人结成了“诸宗道德会盟”，提出八个议题，高唱“王佛一体”、“尊王护国”、“排耶护法”，试图通过强调佛教在“护法、护国、防邪”，与神道、儒教共同承担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重新谋求佛教的地位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日本净土真宗也受其影响。

1870年，政府开始接受真宗西本愿寺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在民部省设立了寺院寮。明治五年（1872）四月，又废除神祇省而立教部省，并发布了“教则三条”，任命神官、僧侣为教导职。

明治中期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天皇在国家中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宪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日本国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享有信教自由。”大内青峦（1845—1918）倡导“尊皇奉佛大同盟运动”。此时的日本佛教，通过采取“三教一致”的立场，迎合当时“扶翼皇运”的国家主义思潮，在当时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已日趋稳固。

明治末期

出现了尝试以欧美哲学来对佛教作新解释的动向。

1924年，随着普选法的通过，佛教僧侣的参政获得承认。

战后的传统佛教教团，分布于城市中的寺院，因有不少寺院在战时被毁，战后一时又因得不到信徒的施舍而无力修复，不少寺僧的生活难以为继；分布于农村地区的寺院，则因战后的“农地改革”而导致经济收入急剧降低。加上该时期兴起了许多佛教系、神道系的新兴宗教，被其吸引过去的信徒当中有许多原来是传统佛教的信徒。可以说，整个佛教界基本上都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

创价学会全称“日莲正宗创价学会”，为日莲宗系新兴教团，其前身为“创价教育学会”，创始人为其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学会以牧口的著作《创价教育学体系》发行日1930年11月18日为创建日。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为新泻县人。创价学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反战立场，1943年曾被强行取缔，牧口、户田及其主要干部二十一名遭问罪投狱，学会一度遭受重创。创价学会已不局限于从事宗教性活动，而是积极在世界范围开展和参与教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类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活动。

该会原称“大日本立正交成会”，以日莲宗教义为主要基础，尊崇《华法经》、《无量义经》、《观菩贤经》三部经。其创始人为庭野日敬（1906—　）和长沼妙佼（1898—1957）。1938年3月5日自创“大日本立正交成会”。该会尊重日本佛教传统的回向祖先思想，主张通过法华信仰来祈求神佛的佑护，在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灵友会正式创立于1925年，创始人为久保角太郎、小谷安吉及其妻子小谷喜美。灵友会重视对祖灵的崇拜，以《法华经》为最胜，重唱念经题的修行方法，强调通过内心的忏悔来灭罪。其教义体系具有传统佛教义理和民俗信仰结合的特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灵友会因宣扬“忠君爱国”，迎合天皇制国家政权，并支持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受到保护。战后又及时迎合民众的精神需求，积极开展佛教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新兴宗教当中实力较大的教团。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经百济传日本，初期的弘扬以圣德太子（574－622）为最大功臣，他定佛教为国教，并在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规定全民“笃敬三宝”，说明佛教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础。此后，日本留学僧陆续至中国求法，将中国佛教的思想传承、宗派教说、修行方法等引进日本，逐渐演变成日本特有的宗派佛教思想。今就日本几个重要宗派一一简介如下：

奈良时代（645－794），佛教主要的宗派有六家，即：三论、法相、成实、俱舍、律宗及华严。

三论宗初祖为高丽僧慧灌，于元兴寺大弘三论（625），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其后智藏曾投中国嘉祥门下，道慈亦入中土兼学六宗，分别为二祖、三祖。

其后，法相宗取代三论宗的盛世，人才辈出，与后来的天台、真言宗，鼎足而立。俱舍宗多依于法相宗，初传在西元653年元兴寺僧道昭入唐，跟随玄奘大师习法相教义，回国后，广弘法相宗义。二传是在西元658年由智通、智达传入，至玄昉入唐回日本后，法相宗盛行，学僧辈出，以兴福寺、元兴寺为根本道场。

华严宗发轫于西元736年，唐代道璿携华严章疏至日本，圣武天皇极推崇华严。之后，此宗一度衰落。镰仓时代，高辨与凝然为复兴华严的两位巨匠。高辨融和华严与密宗的教学，被尊为严密之祖。凝然精通各宗教义，尤为华严集大成者，宇多天皇曾从师受菩萨戒，赐封为国师，可谓华严中兴之祖。德川时代的凤潭以天台解释华严，识见雄大，为华严宗开创新局。

律宗初传于西元588年，僧尼善信等至百济受戒，回国后，驻锡樱井寺。天武天皇时，道光奉敕入唐学律，至唐代道叡携律本赴日，讲《行事抄》，戒律思想始为流布，是为第二传。唐代鉴真大师自华东渡，传授菩萨戒与三坛大戒，以唐招提寺为本寺，始为日本佛教戒法的确立。律宗曾一度衰微，镰仓时代，俊以京都为中心，提倡北京律，颇受敬重。

最澄为日本天台宗始祖，曾从中国天台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法，返日后，于比叡山融和禅、密、戒、圆，开创四宗融合的总合佛教——日本天台宗（806）。最澄弟子圆仁亦赴唐学天台与密法，至其弟子安然集大成，此时日本天台宗已极度密教化，称为“台密”。台密系统传至后世，总计有十三流派，对日本佛教影响颇大。

日本真言宗以空海大师为开祖，此在宗派系汉传如来纯正密教（唐密）之嫡传。因空海大师归国后，第一次灌顶传法的地点在京都的东寺，因为史称其所传的密教为东密。是中国失传1200年之久的宝贵如来遗教。

纯正密教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唐玄宗时期。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中间经一行和惠果等的发扬，形成唐密。

善无畏（公元637－735年）：又译净师子，称无畏三藏，是中天竺乌荼国佛手王之子，出家后于那兰陀寺得遇达摩掬多尊者（即龙智菩萨）为其授胎藏界大法灌顶，为密教五祖。其后，善无畏三藏遵师命，携带佛经，绕道中亚，于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元4年）到达唐都长安，后奉皇帝之诏翻译《大日经》于洛阳大福先寺。《大日经》为密教之根本经典，由善无畏三藏口述，其弟子一行阿阇梨记录而成。善无畏祖师传授以胎藏界（理）为主的密法，是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故亦称其为汉地密教初祖。因其具备神通及对密教经典的精通与贡献，善无畏被唐玄宗尊奉为“教主”，入灭后其真身奉塔于洛阳广化寺之前庭。五祖善无畏的著名弟子除一行外，尚有温古、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慈（日僧）等。

金刚智（公元663－731年）：中印度王子，十岁出家于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广习大小乘经律论。三十一岁依止南印度龙智菩萨受教，七年承事供养，受学一切密教，受金刚界灌顶传承，为密教五祖。寻游师子国登楞伽山，闻中国佛法盛行，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翌年至东都，敕迎于长安慈恩寺，寻徙荐福寺，于所住立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以大弘密法普度四众，并翻译密经，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后示寂于洛阳广福寺，谥灌顶国师、大弘教三藏，金刚智亦为汉地密教初祖。门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不空（公元705－774年）：又作不空金刚，南印度师子国人，天资聪明，幼从叔父游南海诸国，其后出家，十四岁从金刚智三藏学悉昙章，诵持梵经，深获三藏器重，尽得五部三密之法。及五祖金刚智三藏示寂，遵遗命，往印度求

法，从龙智菩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并蒙指授诸尊密印、文义性相等。又遍游五印度，于天宝五年（746年）还京师，为玄宗灌顶，赐号“智藏国师”。不空三藏译出唐密的另一部根本经典《金刚顶经》。后有诏使住大兴善寺。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轨，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密教之盛，此时为最。金刚智及不空两祖师的传授原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后善无畏与金刚智两三藏金胎互授，并分部将两部大法传授给不空祖师，六祖不空随集两部大法于一身，即“两部一具”，此即唐密的最突出特点，不同于以往印度密教的“两部分传”。不空祖师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安大兴善寺，历任三代国师，他还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建立了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组织，以解释咒语实义于其弟子。

不空祖师弟子众多，杰出者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而以惠果祖师承其法系，受两部大法，是为唐密七祖。

惠果（746～805）唐代僧。京兆府昭应县（陕西）人，俗姓马。世称青龙阿阇梨，为密教付法第七祖。童年入道，初从昙贞研习诸经。年十七随昙贞入内道场，于众中超迈特出，遂为不空三藏赏识，尽传其三密法要，二十岁正式出家受具足戒。复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苏悉地诸法，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并融会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此后常应诏入内道场为代宗、公主等修法，并继不空法席，为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故又称青龙和尚。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倍受崇敬。师博通显密内外群经，启迪后进不遗余力，四方从学之众常多达数千人。各国入唐求法者多从师受密宗教义，曾授法予日僧空海、新罗僧惠日、悟真等，而将此宗传入日本、新罗。永贞元年示寂，世寿六十。空海奉敕撰其碑文。著有十八契印、阿阇梨大曼荼罗灌顶仪轨、大日如来剑印、金刚界、金刚名号等各一卷。其中，十八契印所说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为密教重要著作之一。此外，日本真言宗所谓真言八祖中，师为唐土最后之祖师，故在密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空海所传之两部曼荼罗及其他修法之秘密道具等，皆为惠果阿阇梨授意，命李真、杨忠信等特地新造所作。

弘法大师，法名空海（774—835），密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为唐密第八代祖师。

据史料记载，大师生于日本讃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今四国岛香川县善通寺市）一豪族家庭，父佐伯田公，母阿刀氏，幼名真鱼。自幼聪颖，五、六岁时即有神童的美誉。十五岁入京都长冈京（今京都市西郊），随舅父阿刀大足学《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习辞章。八岁，入京城大学明经科，学习《毛诗》等经史。此时大师已敝屣仕途，志心佛道，作《三教指归》三卷。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空海和尚入唐，师事七祖惠果，惠果大阿阇梨将密法无遗地传于空海和尚，是为唐密八祖。空海大师于大同元年（806年）返国后，先于高雄山寺造坛灌顶（弘仁元年，810年），又于高野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金刚峯寺（公元816年），后再得赐东寺（即教王护国寺），建立灌顶道场（弘仁十四年）。

大师门人杰出者有：真济、真雅、实慧、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世称十哲弟子。空海与此等门人大扬宗风，而予日本平安时代社会各阶层以极深之影响。

自此汉传纯正密教真言宗，所有奥义尽传于日本。中国自会昌法难后，汉传纯密几乎失传1200年之久。如今现代中国佛弟子，那里还知道什么是密教，什么是密法，喇嘛教充斥，甚至以为密教，密法就是喇嘛教。实在令人唏嘘感叹。开元三大士所传，空海大师继承发扬的才是真正的如来密教，汉传正法，是严格持戒、且密教的道理都和显教的最高义理都是一致的。任何法门、尤其是越高的法门越于佛的戒律没有豁免权，真言宗就是如此说。

奈良时期禅风已自大唐传入日本，先后成立临济、曹洞、黄檗三大宗派。

镰仓时代，荣西入宋求法，得临济心印，后来于京都开创建仁寺，融和天台、密、禅三宗开立临济宗，受到镰仓幕府的信任，后人尊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临济流传至南北朝室町时代，深受幕府大臣尊崇，认为是完成武士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禅的思想遂深入日本人的生活，与茶道、花道、书法、剑道等，水乳交融，自成一格。室町时代后期以梦窗疏石为主的五山派，是当时禅宗的主流派，受足利尊氏庇护，于京都开创天龙寺，有门徒千人，是五山文学最盛期。梦窗、大灯、一休等为大将，五山十刹法脉欣荣，临济宗有六千余所寺院。

日本曹洞宗创始人为道元禅师，尝从荣西弟子明全学禅，后入宋，于天童山曹洞宗如净禅师门下得法。返日后，创建永平寺，提倡只管打坐，是为“曹洞宗”。1507年后，柏原安天皇敕额永平寺为曹洞宗的总本山。1589年，由莹山绍瑾所创的总持寺也被钦定为曹洞宗的总本山。因吸收民间流行的祈祷仪式，积极传教，曹洞宗因而大盛，成为日本最大宗派之一，有寺院一万四千七百余所。

黄檗宗与临济、曹洞合称日本禅门三足，系由明末中国僧人隐元隆琦融和禅净，成立于江户时代。此宗以黄檗山万福寺为道场，历任住持皆为中国赴日弘化的高僧，近代才由日本僧人住持。万福寺乃中国式的建筑，道场以汉音诵经，法会与修行方式仍保留明代风格。此宗铁眼道光编《铁眼版大藏经》，对日本文化有极大的贡献。

平安末期（十二世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始有向往他方净土的思想产生。空也于民间提倡念佛法门，以称念佛号为主，净土乃成为普遍信仰。空也之后，天台宗系的良忍创“融通念佛宗”，为净土信仰开辟新局。

镰仓时代，法然依中国善导《观经疏》，以平安的东山为据点，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净土于焉成立为宗。由于战乱频仍，念佛法门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后，其门下弟子各立其派，其中又衍出一遍上人所创立的“时宗”，风行一时。法然的净土宗系仍为日本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大小寺院有七千余所，对日本佛教影响颇大。

净土真宗（极端激进净土宗），是藉由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期以往生成佛的教说。然只重于信心，也就是净土三资粮的信、愿、行。其只提倡信，可以说信就可以，什么都不必做。因此和净土宗的思想大为违背，不被认为是正法。开祖为亲鸾，此宗以无戒无律为宗规，僧俗一同。亲鸾本人与相国之女成婚，首开日僧娶妻食肉之风。

本宗至亲鸾的曾孙觉如，正式以本愿寺为大本山，至室町时代第八世莲如，教势蓬勃发展。江户时代后，分为十派，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日莲宗异于日本传统佛教，为日莲所创立。本宗以《法华经‧无量寿品》为中心，主张“妙法莲华经”五字为佛教精髓，凡诵持者，即便是恶人，亦可成佛，又称“法华宗”。然却又不重视整部法华经，只是重点称念其经号和无量寿品，对于其余部分则不予理会。日莲后，本宗相继分门立派，至明治时代，在家佛教运动盛行，由日莲信仰又形成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佛所护念会及灵友会等新兴宗教，参与政治。

综观日本佛教，教理上多源自中国宗派而发展，然在修行实践上则趋于易行及通俗化，二十世纪后，日本佛教各大宗派更各自发展法会祝祷、办学教育、社会慈善、学术研究等，佛教事业欣欣向荣，尤以佛学研究堪称代表。从另一方面言，日本佛教有在家化的倾向，各宗虽传戒法（一日即成），除少部分寺院和道场严格持戒外，其余三坛大戒早已废绝，寺院僧侣多娶妻生子，和传统佛教的持戒严谨大有不同。此系日本佛教历史发展和明治天皇所致，日本虽然平日不持戒，但是任何宗派在修法期间还是持戒的，日本人也意识到这样是不好的，并且也希望可以改变这个现状，希望日本能恢复持戒清净的佛教观。

依戒为师，国王或国家制定的法律即便和佛制定的不一样要依国王和国家的，佛教是我国合法宗教，日本佛教可以娶妻生子也是其国家所认可。一些人诽谤正是违背了《四分律》和《五分律》，四分云：“如法僧要随顺。”又云：“应制而制，是制便行。”五分中：“虽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谓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也。非我所制，余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萨婆多云：“违王制故吉罗。”名言上《楞严经》和《无量寿经》皆属于有生有灭的经典一个最先隐没，一个最后隐没。正如佛所开示：“《大般涅盘经》、《诸法无行经》这样的圆教经典永远不灭的。”

又：《大悲经》中，诸出家人左手携男、右手携女，从一酒家至一酒家，不出贤劫，当般涅盘等。是故见有少许佛法所被之处，皆应赞叹。（见《大正藏》第40卷第627页中）

这是说，如果看到出家人犯戒生子女，甚至到酒家饮酒，作种种犯戒之事，但不出贤劫，他们因有出家之缘，也会证得涅盘。其中引到的《大悲经》，是高齐/那连提耶舍所译，经中明言：

阿难，我为一切天人教师，怜愍一切诸众生者。于当来世法欲灭时，当有比丘、比丘尼，于我法中，得出家已，手牵儿臂，而共游行；从酒家至酒家，于我法中作非梵行；彼等虽为以酒因缘，于此贤劫，一切皆当得般涅盘。（见卷三）

如《大方广如来秘密藏经》开示：“佛言。迦叶。如汝所言。若有众生起念如来思忆如来观缘如来。是等一切悉皆当得涅盘果证。大德迦叶白言。世尊。如我解知佛所说义。宁于如来起不善业。非于外道邪见者所施作供养。何以故。若如来所起不善业当有悔心。究竟必得至于涅盘。随外道见当堕地狱饿鬼畜生。日本僧人娶妻生子更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

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十分奇特，日本人口数是1.2亿多，其中名义上的佛教徒约占67%，剩下的33%，以信奉神道教的居多，也有信奉基督教的，或者是无神论者，也有很少一部分是穆斯林，但日本墓地由佛教徒世袭掌管，所以土地占有权归属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