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俱乐部（日本記者クラブ，JNPC）是日本记者联谊性机构，1969年11月1日成立，日本媒体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记者俱乐部”所涉及的内容涵盖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体育等各个领域，各大电视台及报刊所刊登的内容至少有七成以上来源于此，因此可以说 “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媒体行业实质上的权力中枢。

“记者俱乐部”亦是日本所特有的大众媒体与日本各级官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间机构，表面上作为日本媒体界的联谊性团体，实际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明治23年（1890），因日本民间报刊抵制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禁止新闻记者在议会中的自由采访而诞生。

1907年，日本民间报刊对于明治天皇去世消息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使得日本社会各界重新认识到了报刊媒体的威力，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便开始允许部分报刊记者入驻宫内省。

明治时期的日本媒体尚能保持采访自由，但在二战中后期日本在战争开始屡现颓势的影响下，由东条内阁主导所改组的“日本新闻联盟”则是现代日本“记者俱乐部”真正的开端，日本媒体也由此真正走向制度化。

1969年11月，以日本新闻协会为中心，民间广播联盟、日本广播协会三家共同发起成立的日本全国性记者联谊机构。初时以法人加盟（团体加入）方式吸收会员，各会员单位按需要人数派记者登记注册。

1972年起允许以个人资格加入。

1973年取得法人资格，并得到总理府认可。

该俱乐部有会员社145家，基本会员617人，个人会员1350人，法人赞助会员77社233人，特别赞助会员75人，名誉会员16人（1986年数字）。因系新闻界社交机构，排斥非新闻界人士参加，对会员资格审查很严。

截止2017年底，该机构成员约有2400余人，除部分国际权威性媒体的特约记者之外，人员构成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全国性报刊或电视台的社论委员。

该俱乐部的宗旨是：多渠道、多角度接触新闻源，密切报道机关的相互交流，促进记者报道活动，增强新闻报道的社会机能，宏扬新闻伦理。具体活动包括：

(一)邀请“新闻源”，组织报道界与其见面、恳谈，促进报道;

(二)组织国家或团体邀请的外国客人与记者见面;

(三)举办各类讲演会、报告会，促进记者的报道活动，提高记者的伦理道德水准;

(四)增进国内外记者，报道团体的交流;

(五)颁发“日本记者俱乐部奖”(1972年设立)，表彰有功记者，提高记者的社会地位;

(六)出版会报、印发资料。

该俱乐部活动逐年增加。第一年有各种活动60次，1974年107次，1975年118次。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均到俱乐部作过演讲，日本天皇也曾在此会见记者。日本记者俱乐部已成为记者联谊、采访的重要活动场所。

2016年10月，金灿荣教授参加了由日本“记者俱乐部协会”主办的赴日报告会，实际上金教授是在日本媒体界的“司令塔”里开炮。

2023年4月28日，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全面宣介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阐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核心要义，就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阐述中方立场。演讲前，吴江浩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留言簿上写到：“以邻为伴 讲信修睦”。

2023年7月4日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新闻的强大机构，一位日本学者曾说：“这是一个最神秘、最黑暗、最肮脏的机构”。

记者俱乐部实施封闭运作，一般只接受主流媒体记者，和政府对着干的大众媒体、自由媒体人、外媒等难以加入。由于日本政府机构一般只对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透露信息，主流媒体事实上通过记者俱乐部垄断了新闻资源，形成媒体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能获得新闻资源，日本主流媒体当然要“听话”，否则就会被踢出“朋友圈”。通过与媒体的定期活动，日本政府掌握着媒体议题的设置，比如在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出台前，会有目的的释放一些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媒体的引导不借助通知文件，也不通过行政命令，而是以各种名义给记者打招呼、开非正式“吹风会”，有时直接在饭桌上进行，隐蔽性很强。

日本政府通过萝卜加大棒政策控制记者俱乐部。最“听话”的媒体可以享受独家新闻、特权等便利，“不听话”的媒体受到冷遇。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掩人耳目，记者俱乐部虽然是政府管控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平台，但名义上是媒体自发成立的“民间”互助团体，不是正式组织，内部运作靠各种潜规则维持，相当隐蔽、巧妙，与政府的私下勾当不易被外界察觉。

此外，日本政府善于“转移视线”、“酝酿造势”等舆论引导技巧，对信息发布节奏实施“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安倍政府将这些技巧玩得炉火纯青。安倍在出台争议政策、面临危机时，会视舆论反应有节奏地发布“重大新闻”，转移舆论注意力，冲淡、稀释反对声。和主动抛出重磅新闻转移焦点相反，不适宜发布的信息则会被摁住不发。

2009年3月3日，东京地检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为由，逮捕了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的首席秘书，小泽的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财务负责人大久保隆规。据当时日本方面的媒体报道称，“陆山会”曾经接受日本建筑公司“西松建设”人员担任代表的政治献金。检方怀疑大久保隆规在明知献金来自“西松建设”的情况下，还是进行了非法收取。此事在日本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仅牵扯到民主党支持率等问题，当时通过小泽一郎的资金管理团体即“陆山会”进行房地产交易操作的还包括远藤利明等三位自民党议员，倘若当时的日本媒体稍有不慎，此事便会发展成震动日本政坛的危机。

现今的“记者俱乐部”主要职能在于方便日本各级官厅对外发布官方信息，提供新闻通稿，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日本各大新闻报刊的报道内容及其言论方向。

据日本政论家长谷川幸洋（原东京新闻主编兼社论委员）的回忆录所描述，“5日，在‘记者俱乐部’内部的‘恳谈会’上，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漆间严亲自来到首相官邸的俱乐部接待室，‘无论事态进展如何，请不要波及到自民党。’事后各媒体守口如瓶，该事件在小泽一郎辞职之后不了了之。”

上诉所讲到的“恳谈会”便是 “记者俱乐部”与首相官邸、各县厅、各市役所等日本各级官厅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之一，通常“恳谈会”经常直接被安排在日本官方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举行，以便于日本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拿到独家信息，或进行情报及利益交换，因此该机制确保了“记者俱乐部”所属成员能够长久的独占取材渠道的既得利益，但正由于该机制的存在，致使在标榜新闻自由的日本，不同的新闻机构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评论时常大同小异。

如今距离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已时隔七年，福岛核电站的堆芯熔化仍未解决。时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东京特约记者David Mcneill所出版的回忆录《雨ニモマケズ》中曾痛批日本俱乐部制度。“全世界媒体都在持续关注并报道福岛核事故的背景下，俱乐部所提供的社论通稿却一直对最重要的问题（即堆芯熔化）避而不谈，反而一直在协助东电及官厅麻痹民众，所有的媒体都在异口同声的‘没问题，没问题’， 那段时间日本国民对于媒体的不信任也已经到达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