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儿童艺术剧团，是由同济学生董林肯、徐守廉，竺伯康等人发起组织的。主要经营艺术表演，公司地址是人民东路新村附1号，昆明市儿童艺术剧团于2006年撤销，2006年4月16日并入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儿童的生活笼罩了沉重的阴霾，这股野蛮的外力也迫使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偏离了原本的艺术发展轨道，由娇嫩的童心的歌唱转向现实的呻吟与呐喊。相比前一时期，随着题材内容的深重化，艺术风格上也有明显的转变。

抗战的时代催生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即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儿童剧团的活跃，如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育才学校戏剧组、昆明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模范儿童剧团等应时而生，他们辗转各地演出大量的儿童剧目。这些剧目由于重大的政治任务的紧迫驱使，在形式上大多小型化、轻型化、通俗化，如街头剧、活报剧等。抗战初期，由于全民动员抗日的气氛浓厚、对抗战前途的估计过于简单，儿童剧作中也往往充斥着一种天真的乐观。剧作者带有盲目乐观性质的高昂情绪和急躁心态也影响到剧作艺术，往往为了追求主题传达的速效而仓促上阵，艺术制作粗糙，其突出的毛病是政治化、概念化、标语化、公式化，不管在儿童性还是在戏剧性方面，都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尽管本阶段儿童戏剧数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然而艺术质量上乘者寥寥。

可喜的是，在这一时期，一批颇具文名的成人戏剧的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戏剧事业，创作了一批讲究艺术的儿童剧，如于伶的《蹄下》、陈白尘的《两个孩子》、许幸之的《古庙钟声》等，有力地推进了30年代儿童戏剧艺术的发展。他们选择的内容题材多为战争中孩子的苦难生活，以高度的现实性来逼真地反映当时儿童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也许是因为苦难深重，所以比起直接高呼抗战的题材，在艺术风格上也相应地更为沉稳、更为厚实。其创作手法主要为现实主义，在戏剧人物、戏剧冲突、戏剧情景的设置和戏剧技巧的运用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挖掘和丰富，使之具体化、多样化。

从具体体裁来看，由早期的童话歌舞剧开始转向写实的话剧，但照顾到儿童对歌曲喜唱易记的特点，在剧作的开头或中间、结尾往往穿插、附带一些歌曲，以烘托气氛、抒发感情、表明主旨。这是早期歌舞剧的余响，音乐成分也为注重写实的话剧增添了抒情的气氛，激发了孩子观赏的兴趣，引起共鸣。

戏剧人物大多为现实生活中的贫苦儿童，出场人数渐多，典型的如《古庙钟声》一剧就有22个孩子，且性格各异。人物台词个性化，同时还注意儿童的好玩、好斗心性，间用插科打诨式的对话，造成生动活泼的戏剧效果，使得对小孩而言过于庄重严肃的主题表达显得更有人情味、儿童气一些。

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开始转为复杂，剧中往往设置两重戏剧冲突：一层是正面的孩子与反面的敌对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冲突；另一层属于孩子内部由于性格、意志不同产生的争斗。两层冲突使戏剧更有“戏”可做，加强了戏剧性。如<蹄下>在表现中国人与法国巡捕的这一揭示主旨的冲突前，先安排了3个孩子的生意之争。其实，真正展露儿童剧特性的倒是后一层冲突，因为在儿童之间的冲突中能充分展开人物的性格，见出儿童的性情，且颇现儿童的情趣，戏剧效果更为活泼、逼真，更能使小观众们感同身受，发出会心的笑、流出同情的泪。人物塑造的具体化、个性化，戏剧冲突的双重化、复杂化，相比二十年代儿童剧中千人一面、冲突太过单一，这是一个明显突破。

本阶段的儿童剧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技巧如悬念、铺垫、发现、陡转等手法的初步运用。技巧运用较好的当属陈白尘的《两个孩子》。剧本一开头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大和尚叫小和尚出去看看那“三个人”有没有来，通过大小和尚的对话设置一个紧一个的悬念，扣人心弦。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将第二场安排为“梦境”，以虚幻的美梦来与第三场醒来后发现的残酷的现实作对比，从而使剧情陡转，庙宇的倒塌表明了仙人救国梦想的崩溃。尽管这部剧作人数不多、场面不大，但由于取材角度的新巧与情节结构设计的匠心，使它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从戏剧情感基调来讲，相比五四时期的轻音乐般的喜剧，30年代的儿童剧因为更多的写实而添了深重一些的情感，一般有两种分野：一是反映孩子的苦难且多以孩子的死亡作结、气氛凄惨的悲剧，如《蹄下》、《两个孩子》等；更多的则是正剧，且是微带喜剧品格的正剧，剧中有玩笑和幽默，结尾洋溢着昂扬乐观的革命情绪，如《古庙钟声》、《儿童世界》等。

较之20年代的儿童歌舞剧，30年代抗战前期注重写实的话剧对儿童性的表现有大的加强，已塑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同时，由于大剧作家的加盟，在戏剧性上也有大的开拓。但是，纵观这一阶段的儿童剧创作情况，整体成就并不高，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整个30年代抗战初期文学的通病——思想传达的急迫压倒艺术表达的追求!大量仓促上阵的小型剧未经过艺术的细致打磨，因此人物缺乏个性，台词口号化，情节推进过快而缺乏必要的过渡，形式尚嫌呆板，缺乏深厚的感染力量。即使像熊佛西这样的成人剧作名家，其《儿童世界》一剧的艺术也存在这样的毛病。所以，若仅从艺术水准来看，本时期的儿童剧还处于发展期。但应该公正地看到，在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对20年代创获的“审美品位”的继续标举，但是它对民族解放、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这种艺术上的牺牲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