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是作者多年研究明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成果，对300年间文学与文化的特质及其升降盛衰的状况及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和阐述，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显示了新的视野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全书立论严谨而有创意，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是研究明代文学及文化的一部力作。
吴志达，原名吴文星。1931年8月生于南京，原籍浙江东阳。1956年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毕业下放劳动。然后历任教职，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一、二、三届校长教学工作顾问，
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主编《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著有《中国文言小说史》、《明清文学史·明代卷》、《唐人传奇》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获多项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
吴志达教授的《明代文学与文化》书成，嘱我作序。这引起我不少往事的回忆。志达教授是我的学长，也是一位挚友。我于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2年教育部进行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
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便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志达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们开始相识。我1954年又考上本系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样，我们就有四年时间相处。1954年前后，正强调“向科学进军”，气氛比较活跃，我们上下班级交往很多。志达教授给人的印象与众不同，他不是很活跃，却又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但我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后来程千帆先生给他下了四个字的评语：“纯笃勤劬。”我觉得非常准确。志达教授，原名文星，原籍浙江东阳。1931年8月出生于南京。195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时，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程千帆先生。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的情况，也是颇多感慨。我记得50年代招考研究生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后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副博士的称号，进而取消导师制，由教研室集体带，由教研室主任负责。1956年，又恢复指导老师的办法，但不久开始了反右运动，导师、学生多有划为“右派”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我记得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长之先生，无论在风雨正骤，还是比较平和之时，他始终是以平缓的语气、认真的态度，进行业务辅导。
二十多年前，承担了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一项任务，就是《明清文学史·明代卷》。作为教材，当然必须遵守一些准则与规范。书于1991年出版后，反映似乎还好，但我心自明，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任
武汉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社长陶佳珞女士，邀我把那本书作为一种学术专著予以修订；在此之前，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草拟了《明代文学与文化》一书的纲要，并经专家论证通过，纳入出版计划，好在尚未签约。我从此书的渊源关系考虑，就毅然同意了佳珞之邀，并签了约；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就是不要催我，让我在没有压力、较为自由的氛围中写作。我感谢佳珞的通情达理与多方支持，特别是她在审处书稿过程中所倾注的大量劳动。也向另家出版社的约稿人表示歉意。
有明代卷文学史作基础，既是一种方便，又是一种障碍。要想有所提高，有所突破，首先要战胜自我。从思想方法到学术观点，都要以严肃的态度予以梳理、审视。我既不愿成为赶时髦的风派人物，也不甘于做思想僵化、固执己见、不思进取的老顽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不但要坚持，而且还应该有所发展、提高；错误的，当然应该修正。
从事明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对宋明理学几个主要流派的评价，因为它与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教学秩序最佳时期的大学生，受过很正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
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在脑子里扎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