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邮驿是明代专门负责运送军需品和贡品的机构。

明代邮驿，明代中央管理邮驿的机关为兵部车驾清吏司。 在明代，除了兵部外，还有一个与邮驿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即通政司。 站、递、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补充，成为明代邮驿的三种基本组织形式。“符验”是公差人员驰驿的证明（凭证或护照），没有符验的人严禁驰驿。明代的符验包括符验、勘合、火票三种类型。明代洪武年间创建的明驿是从正驿名、开驿路、恤邮传、定驿制、严法纪、惩贪官等方面着手的。 明代的急递铺网路以县（州）前总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逐铺相接，形成遍布全国的递铺网路，并与水马驿站相衔接。 明代在地方上，邮驿受布政使与按察使双重领导，而以按察使为主。 明初的会同馆，设于首都所在地，为全国驿站的部枢纽。明代邮驿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一是征收驿银，横征暴敛，累害于民；二是支应驿差敲诈勒索，营私舞弊。

明代邮驿有三大特点：

第一，重视河南府邮驿，把洛阳周南驿建成中心驿站;

第二，重视边疆驿站建设，西藏及云贵高原都开辟了驿路;

第三，纠正邮驿运行中的不正之风，打击特权阶层私用驿马等现象。

到了明代，洛阳邮驿焕发生机，扔掉了元代的冷板凳，重新走到台前。明政府在洛阳置河南府，下设1州13县，即陕州、洛阳县、嵩县、宜阳县、永宁县(今洛宁县)、登封县、孟津县、新安县、偃师县、巩县（今巩义市）、渑池县、陕县、阌乡县、灵宝县。

河南府东起巩县，西至灵宝，设10驿，依次是：洛口驿、首阳驿、周南驿、函关驿、义昌驿、蠡城驿、甘棠驿、硖石驿、桃林驿、鼎湖驿，再往西是潼关驿，入陕西境抵长安城。

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往北边走是从周南驿出发，渡黄河至河阳驿，抵达太原；往南边走也是从周南驿出发，经龙门驿、汝州驿抵湖北襄阳——明朝把洛阳建成交通枢纽，把周南驿建成中心驿站，使东西邮路和南北邮路在此交会。周南驿当时有驿马69匹、驿夫131人，驿马和驿夫数量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东边70里的首阳驿，则只有驿马33匹，驿夫加上杠夫共50名（见《洛阳市交通志》第371页）。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发现元朝留下的驿站名称多为蒙古语，认为这是亵渎中原文化，就下令整顿驿站，把230个“不雅驿名”改为汉名，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驿”，大刀阔斧树立明代邮驿新形象。

除重视中原驿站建设外，明朝还开辟了边疆邮驿。当时贵州彝族有个女首领名叫奢香，她愿意接受明朝统治，但明朝派去的封疆大吏——都指挥使马晔（一说马烨）破坏民族政策，视奢香为“鬼方蛮女”，时常侮辱奢香。奢香的部下很气愤，劝她起兵反抗，奢香却忍辱负重，派信使赴京师，向朱元璋举报马晔。

朱元璋怒斩马晔，奢香进京谢恩。朱元璋问她：“我帮你除掉了马晔，你该怎样感谢？”奢香说：“我要帮陛下统治好贵州彝民，让他们世代臣服。”朱元璋笑道：“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不能算作报答。”奢香又说：“从贵州往四川，仅有一条小路，现已阻塞不通，我愿出钱出人，将其开辟成驿路，以此报答陛下。” 她返回贵州后，修通560里山路，建起9个驿站，从此朝廷公文可直达云贵边疆。这成为邮驿史上的佳话。

西南通邮后，明朝还在东北、西北边疆开辟驿路，设置驿所，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8000里均设驿站，互通信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建45处驿所。

明朝还在西藏修建了驿路。 鉴于元代邮驿管理混乱，朱元璋下令大力整治邮驿腐败，对耍特权者进行打击。他有两个附马，一个驸马叫郭镇，他从辽东出差回来，私带了3捆榛子，沿途令驿夫运送。朱元璋知道后很气愤，对郭镇说：“你把运费如数补上！”同时在通报中写上郭镇的姓名，在山海关沿线各驿站张贴，让郭镇做了公开检讨。

朱元璋的另一个驸马叫欧阳伦，用驿马走私茶叶。其家奴尤为猖狂，强征驿车为其运货，还谩骂殴打驿夫。朱元璋闻知此事十分震怒，赐死欧阳伦，下令把其家奴也处死。

这两件事对邮驿震动很大，也影响到后世。200年后的嘉靖统治时期，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从自身做起整治驿政。他的儿子返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他专门交代不能用官府驿马，自己出钱雇车。他的父亲过生日，有人巴结逢迎，派来驿车驿马，他坚决谢绝，让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着毛驴回乡祝寿。他发现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骑驿马，立即对其严肃处理，剥夺其世袭官荫的权利。

明代邮驿在建设中注重创新，成立了递运所，专门负责运送军需品和贡品。递运所的设置是古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运有了专门机构，定点、定线、接力运输，并把陆路、水运很好地结合起来。明代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即利用水路快速运输贡品。

明代还开创了“民信局”，这是新兴事物，是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关于其兴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从四川兴起。明朝永乐年间，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的移民，他们思念故乡，组织同乡会，每年推选代表返回家乡探望一次，并把移民们的信件带回家，后成为固定组织，俗称“麻城约”，为民间通信组织。另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官者多用绍兴人当幕僚，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分散在各省督抚巡按衙门中，联系广泛，成为帮派，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