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杂剧，中国明清两代与传奇同时并存的戏曲样式，既保存了
元杂剧的某些主要艺术特点，也接受了传奇的影响，在演唱、曲调和语言等方面有不少变革。
与元杂剧相比，明清杂剧显然在走下坡路，但它的创作和演出都并未衰竭。据现有资料，明代杂剧作家不下200人，作品数量至少有500多种。作家可考者150多家，有剧作约450种，今存300多种，有许多为一折短剧。
洪武至嘉靖年间，杂剧著名作家有王子一、刘东生、谷子敬、杨讷、贾仲明、朱权、朱有炖及稍后的王九思、康海。这是戏曲遭受禁毁和限制的时期，也是杂剧宫廷化的时期。朱有炖的《诚斋乐府》31种杂剧可作为代表，其他作家不少成为宫廷文学侍从之臣。
但明初杂剧瑕瑜互见，不可一概抹杀，如朱有炖的《义勇辞金》、刘东生的《金童玉女娇红记》、杨讷的《西游记》等虽有不足，却具有一定的价值。弘治到嘉靖年间，北曲虽渐沉寂，而文人的创作并未中断。从王九思《沽酒游春》、康海《中山狼》中可以看到元杂剧的余晖。
为明杂剧较为繁荣的时期。传奇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杂剧的繁荣，不少剧作家往往杂剧、传奇兼作，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杂剧作品。如徐渭的《四声猿》（见图）、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孟称舜的《人面桃花》、冯惟敏的《僧尼共犯》、茅维的《闹门神》、吕天成的《齐东绝倒》、叶宪祖的《易水寒》、沈自徵的《霸亭秋》等。这时期的杂剧是有创造性与生命力的。清代杂剧 清代初期杂剧的成就较为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些表现历史兴亡的悲剧，如吴伟业的《通天台》和《临春阁》，陆世廉的《西台记》，尤侗的《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借古抒怀；王夫之的《龙舟会》、郑瑜的《鹦鹉洲》、嵇永仁的《续离骚》、张潮的《笔歌》等则揭露社会黑暗，抒发忧愤心情。雍正、乾隆时期杂剧的主要作家作品有桂馥的《后四声猿》、蒋士铨的《四弦秋》、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嘉庆至清末，舒位、石韫玉、梁廷枏、许鸿磐、周乐清、黄燮清、杨恩寿、许善长、陈烺诸等人也有不少杂剧作品。
杂剧体制在元代虽已发生过一些变化，如《赵氏孤儿》、《五侯宴》与《三战吕布》、《襄阳会》等打破了一本四折一楔子的体制，《西厢记》中出现多个角色演唱的格局，但这仅属于个别作品的破例。明代杂剧在旧的基础上继续演变。这种演变自明初已经开始，例如在剧本体制上，刘东生的《娇红记》为8折。在唱词分配方面，明初杂剧不仅在不同折内安排不同角色主唱，甚至在一折之中允许不同角色对唱与合唱，如朱有炖《仗义疏财》中李逵与燕青的对唱与合唱，《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则各个角色都有唱段。在曲调形式上，贾仲明始仿南戏旧例，在《吕纯阳桃柳升仙梦》中，用南北合套谱写全剧；朱有炖《花月神仙会》也以南北合套组织套曲。明代中叶以后，传奇风靡一时，大江南北到处传唱，很多杂剧作家同时兼写传奇，在杂剧创作中有意识地吸取传奇形式的优点，改变传统的格局，使杂剧体制有了重大的变革。徐渭根据剧情的需要决定结构，或一折，如《渔阳弄》；或两折，如《翠乡梦》、《雌木兰》；也可以是五折，如《女状元》，无拘无束，挥洒自如。而汪道昆、陈与郊、沈自徵、孟称舜、徐复祚和王衡等人，相继写了一些长短不一的短剧。用南曲创作杂剧，也成为一时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