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大藏经》，明代佛经。张掖大佛寺藏经殿藏。这部佛经保存之完整，装帧、印刷之精美，工艺、书法、绘画技巧之高超，使人无不倾心赞叹。1991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鉴赏这部佛经后赞不绝口：“精品，精品，它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也是很美的书画作品。”

1992年，著名佛学专家、全国佛协会长赵朴初称它为“国粹、国宝”。1993年7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部佛经为国家一级文物。1996年8月29日，佛经中的“金经”又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认为国宝。

这部藏经是明英宗皇帝以”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上为国家祝禧，下为生民祈福”而“颁赐天下”的。佛经全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以下简称《北藏》)，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由明司礼监在北京开始雕版印刷，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雕印完毕。随后，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即至张掖，负责陆续运来佛经的移交、讲授及管理事宜。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至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历经五年，《北藏》才陆续运至张掖。

这部《北藏》，共计6361卷，分作636函，总数达1621部，分别封装于明代制作的10个大经橱中。《北藏》按原目录排列顺序，依“千字文”为序编号，自“天”至“石”每字一号，每号一函，每函10卷，用锦绢制成的内外套及包袱裹封。经橱呈长方体，高2．17米，宽2．14米，进深0．62米。每个橱内，制64个经匣(类似抽屉)，每匣装一函经。目录与佛经同期雕印，连同明英宗颁赐大藏经圣旨分四卷，摺装成卷，包装入橱。

这部佛经，人藏保管及编目排架十分严谨科学，极大地方便了诵阅经卷的僧侣。远在550多年前的明代，在经典管理上采取近似现代图书分类管理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个创造。在佛经的管理制度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根据明英宗颁赐的圣旨看，一是有专管机构和人员，二是制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由于“敬奉守护”，“敢有违者，必究治之”，因此使大藏经得以妥善保护。

这部藏经，集各宗派经籍、戒律、论藏之大成，篇目繁多，内容丰富，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版《北藏》。《北藏》收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花经》《华严经》《金刚经》《涅槃经》等1612部，全部经文用隽秀工整的楷书抄写，木板雕印。印经为纸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共计18万页，3000多万字。经卷长38厘米，宽12．7厘米；每函经卷的卷首印刷有精美的单线白描版画一帧，纵43厘米，横60厘米，内容为曼荼罗、佛像画、说法图、经变画等，雕刻刀法遒劲，线条流畅。经卷画套及卷封用清一色的蓝绢包装或彩绢锦绣装帧，中间贴纸书写经名、卷数，显示出藏经的珍贵和皇家经典的高雅。

这部大藏经中最为珍贵的部分是用金、银粉书写的600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是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钦差镇守陕西、甘肃御马监太监兼尚宝太监鲁安公王贵奉赦命书画名士以《北藏》经为蓝本抄写的。王贵不惜巨资书写这部现今国内保存的惟一明代金银粉写经，一是为了“上以图报列圣庞赐之洪恩，下以孝资宗祖栽培之厚德”；二是超度已故父母昭勇将军王公吴氏淑夫人之“泛慈航登彼岸”；三是祈求佛祖护佑自己久病不愈之身早日康复。不幸的是他“未竟志愿，不遂而殁”。他的副手尚宝监、左少监、李贵，继承其遗志，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完成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经卷的抄写。写经用的是绀青纸，以金银粉调汁，用毛笔正楷书写。60函经首部有用金粉精绘的佛画曼荼罗，并“裁绫锦以装潢”。金银粉写经，每卷长38厘米，宽12．7厘米，每半页85字。另外，还有清代顺治年间至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弘仁寺僧纲司刘道津，总理长老熊祖柄、吕方佩等募化，邀集书画名流用金银粉书写的五部佛经。其中《华严经》60卷，《涅槃经》42卷，《报恩经》7卷，《胜王经》8卷，《心地观经》8卷，共125卷。这些明、清写经，均用正楷书写在绀青纸上，字体隽秀工整，苍劲有力。尤其是卷首佛画曼荼罗等，充分运用传统的中国画线描技法，用不同的构图、线条表现其内容。用线极其精巧讲究，不同的对象或物体用不同的线描技法表现，用线或细若发丝，直若琴弦，或弯如流水，曲若行云。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首的一幅0．2平方米的曼荼罗中，描绘近百个人物，个个眉目清秀，衣饰飘洒，构图对称工整。一幅《涅椠画》中，用金粉把释迦牟尼涅椠时的情景描绘得生动感人。佛祖面容恬静安闲，两眼半睁半闭的释迦有“视之若醒，呼之则寐”感。10个举哀弟子，神态各异，惟妙惟肖。清代金粉写书卷首有部分五彩佛画，用金粉勾绘，石青、石绿、丹砂、朱红等着色，富丽堂皇，庄严肃穆。这些佛画堪称宗教画中瑰宝。

自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皇帝颁赐《北藏》于张掖大佛寺后，大藏经就作为镇寺之宝被僧众妥善珍藏保管。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年)，甘州回民米刺印、丁国栋发动反清起义，起义军在与清将张勇的战斗中，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寺内佛经锦绢包袱被劫夺，并造成九百余卷佛经失毁。从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大佛寺僧纲司刘道津组织寺僧善信等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姑苏坊刻本或其他藏本为蓝本，与武威罗什寺联络，对《北藏》失毁经卷进行补抄，对经卷的封皮、函套、裹经包袱也进行了整修。这项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才完成。1941年，国民党马步芳部要进驻大佛寺，为保护大藏经，国民党张掖县党部委员、佛协会长张声威与大佛寺住持妙显商议，并请来其他寺院和尚，把经橱全部泥封在藏经殿佛龛内，使之免遭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位名叫“本觉”的尼姑常住藏经殿看管佛经。1962年大佛寺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大藏经才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