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原载于1934年《文学》三卷一号上，后收在《危巢坠简》小说集里。

春桃是一个朴实、凝重、令人难忘的劳动妇女。她在新婚之日就遇上兵匪之劫，流落北京。她不愿给满身骚味的洋人当佣妇，于是以捡纸为业，并与萍水相逢的难友刘向高同居，过着朴陋而又平等相待的生活。有一天，春桃照例出去捡纸，不料在什刹海后门竟然碰见早已失散的丈夫李茂。原来他同春桃失散后，流落到沈阳当了几年兵，后来被敌人打伤了两条腿，因未及时治疗而被迫锯掉，出院后无处投身便只好讨饭。春桃伤心落泪，当即把李茂接回家同住。刘向高和李茂刚开始时，相处得并不是很自然，由于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二人心中都有些磕磕碰碰。后来二人经过商量立了契，协议约定李茂把春桃归给刘向高。春桃坚决不同意，说“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春桃的构想是：李茂在家管管事，捡捡纸；刘向高则跑外卖货；自己还是当捡纸的，他们“三人开公司”。

这晚，刘向高突然出走了。春桃找遍了许多地方都不见人。李茂用裤带把自已挂在窗棂上试图自杀，被赶回家的春桃及时救下。春桃在沉闷抑郁的心境中过了几天。向高终于在外徘徊两天后又回到家中。他同李茂商量好，他是“户主”。李茂是“同居”，春桃是他们的媳妇。三人又重新过起了朴陋而和乐的生活。

《春桃》是许地山离开大陆去香港前，也是抗战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当年，中国社会发生着历史巨变，革命迅速发展，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切社会风潮改变着旧中国的面貌，也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作家的许地山,正开始在题材和风格上发生变化。许地山前期创作的传奇小说，融合了浪漫主义与平民主义。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以及时代对认识的推动，许地山的文艺观发生巨大变化。严峻的时代使消极避世、温和的许地山变得愤怒起来，着意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将笔尖伸向平庸丑恶的社会生活。背景已经从南方异域变为北方城镇，人物从远离政治变为联系政治与民生疾苦，《春桃》是这一时期作品之一。

春桃

春桃是一个善良、坚强、侠义、泼辣的劳动妇女形象。春桃本是个财主家的女儿，但兵灾匪祸把她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颠沛流离的经历，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她彻底脱掉了脂粉气，变成了一个刚毅、果断、坚强、豪爽、大胆、泼辣的劳动妇女。她流浪到北京后，先被荐去给一个西洋妇人当“阿妈”。主人喜欢她，生活上过得去，她本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她却因为主人吃牛肉，在馒头上涂牛油，喝茶还要加牛奶，“一阵臊味，闻不惯”，不到两个月便辞了工。到平常人家去当差，又挨不得骂。她选择了一个自由自在的职业：捡烂纸换取灯儿。她要用艰苦的劳动换一口痛快饭。这使我们看到了她那不愿委屈自己、迎合环境的倔强性格。同时在她身上还有另一种闪光的东西，就是诚挚和善良。她收留下向高，但却主动承担最繁重的活计，并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表现，而是对向高实心实意，平等相待。特别是当她原来的男人李茂以一个失去双腿的叫化子的身份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她毫不嫌弃，表现出十分感人的品德。刚与柔就是这样在她身上有机地、协调地统一起来。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的中国劳动妇女淳朴善良、刚毅坚强的禀性，在严峻冷酷的封建压迫下依旧闪闪发光，永不泯灭。

这是一篇很有生活实感的传奇性小说。爱情是两个人的，可是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女子却把爱分给两个男人，两个男人同时爱着一个女人。经过一番出于好心的波折后，两男一女竟建立了融洽亲密的三角关系。这是古今奇观，可是作者对环境、人物、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又具有充分的艺术说服力，使读者丝毫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那样内忧外患的时代，那样善良而不幸的男女，相互之间发生那样的悲欢离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构成那样畸形而又合情合理的关系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读者简直再也提不出另外的设想。

这也是一篇不谈爱情的爱情小说。作者对于三个人物，既没有写其情欲冲动爱情意识，也没有写其爱情行为，着力描写的是他们如何相互携手在生活中挣扎，他们“只理会生活，而不理会爱情”。可是作品的基本框架又是建立在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上的，人物性格主要是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展示的，这使读者不能不从爱情角度来审察人物，因而读者心态与人物心态形成巨大反差。由于求生的压力，三个人物身在爱情纠葛中却“不理会爱情”，这使其生活的苦难和爱情的蒙昧同时得到强调，为人物罩上了双重的悲剧色彩，使读者有欲哭无泪的沉重感。

作品通过对春桃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黑暗的社会、动乱的年代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了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艰难挣扎、奋斗不息的精神，歌颂了他们淳朴善良、仁爱侠义的美德。

写实手法

写实手法是许地山塑造春桃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春桃》中，春桃则从生活遭遇和阶级感情出发，对丈夫李茂充满了同情和爱。在形式上，《春桃》也没有前期小说的浓郁的传奇色彩。

人物塑造

通过对深藏着感情色彩的人物行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进行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在逻辑的发展中丰满完善，是《春桃》的一大特色。许地山的创作一向注重以情感人，无论是客观陈述主人公的命运，还是主观抒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许地山都善于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形成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中充满着内在的深沉。《春桃》中，作者注重以抒情的旋律来展现人物形象。春桃在丈夫被冲散后，十多年的日子里她一直以沉毅、乐观的态度平静地生活，但当丈夫李茂重新回来时，她和难友刘向高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李茂、刘向高、春桃三人都在刹那间陷入了感情的困扰之中，李茂后悔自己打扰了春桃的生活，自己的残疾之躯拖累了春桃，他坚决写休书烧毁龙风帖、上吊，以此想把妻子让给刘向高。刘向高则在依恋春桃和拆散春桃夫妻两人的矛盾中挣扎。春桃则在责任中不忍离开残废的丈夫李茂，而又离不开相伴度日已多年的刘向高。每个人都被感情的矛盾和斗争折腾不已，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行动，人物形象就通过矛盾的展开而不是平铺直叙来丰满鲜明。

作者对于春桃几乎没作直接的心理描写，所写的只是她的遭遇、行动、言语；但作者的着眼点其实总是放在她的内心世界上。从大处说，春桃怎样从一个柔弱秀丽的财主女儿变成了坚韧倔强的捡烂纸的“刘大姑”，作者只交代了她的经历，读者却不能不揣想她的感情变化历程。从细处说，她执拗地坚持不许心爱的同居者刘向高称她“媳妇”，其中奥秘作者虽不置一词，读者却不难窥知其内心活动。至于她如何在原来的丈夫与现在的同居者之间排解矛盾、协调关系，作者虽只着笔于她的可见的外部表现，其实却时时处处引导读者探察春桃的内心波澜。

语言运用

在《春桃》中，开头描写春桃的居住环境：“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在她底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而在结尾，当三人的矛盾被解决时，作者又首尾呼应地写道：“院子都静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还在空气中游荡。屋里微微地可以听见‘媳妇’和‘我不爱听，我不是你底媳妇’的对答。”这种平实的语言寥寥数笔，就点衬出主人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质朴平凡而又闪着亮色的心灵美，显现出主人公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崇高品质。在行文时，作者还多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描写手法表现人物。例如在描写春桃外表时，作者写道：“她换了一条蓝布裤。上身是白的，脸上虽没脂粉，却呈露出天然的秀丽。若她肯嫁的话，按媒人底行情，说是二十三四的小寡妇，最少还可以值得一百八十。”这种白描加点评的手法，使人物神形毕现，呼之欲出。在这里，作者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

20世纪80年代末，韩兰芳根据《春桃》改编了同名电影剧本，由凌子风执导搬上银幕，在全国上映。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易新鼎教授：这是许地山现实主义创作深化的一个重要作品。作家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下层人民悲苦的命运，并真切地写出了苦难中的人们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显示的纯朴高尚的道德作风，他们在苦难中不轻贱同伴，不自暴自弃，而是互相救助，体谅关心别人。他们少读诗书，较少受传统思想影响，但他们并不粗野，不荒唐，而是按照实际环境，来规范他们的家庭生活。作品的语言，尤其朴实亲切，老北平口语化的特点很突出。这样的故事，在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也许并不早见，作家却有意地把它安放在旧北平城圈里边展开描写，即使带有一些幻想成分或浪漫色彩，也是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的。（《中外文学名著精品赏析》）

许地山（1894—1941年），现代作家，学者，原名许赞望，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台南，甲午之战后全家迁居福建龙溪（漳州）。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人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等。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应聘香港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后因劳累过度而病逝。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是其早期代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