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1929-2015），1929年10月29日生于基辅，俄罗斯族人。俄罗斯情报专家，阿拉伯问题权威，叶利钦时期第5任俄罗斯联邦总理。

1937年的第比利斯。他的妈妈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普里马科娃，是一位专业水平颇高、医德非常高尚的妇科医生，她社交广泛，待人诚恳、友善。凡是与他的母亲相处或共过事的人们，都对她赞不绝口。她的弟弟A·雅科夫列维奇同样也是一个妇科医生，但却在巴库被捕，后来在第比利斯被杀害了。其实，他这个人根本不过问政治。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说他参加过“反苏组织”的一个重要“物证”是搜查中发现了一把旧俄军官佩剑，因为他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曾是旧俄贵族士官。

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除了雅科夫列维奇和一个妹妹外，其他弟妹早都死了。其中，一个弟弟在日俄战争中阵亡，另一个弟弟从前线回来后死于肺病。一个妹妹的丈夫是出色的内科医生Ⅱ·A·基尔申勃拉特，曾任柏林大学高级教授。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是他早逝的前妻所生，只有老三是我的姨妈所生。老三叫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也是一名医生，还是一个热诚的布尔什维克，是第比利斯一家大医院的急诊部主任。有一次，从埃里温运来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汉齐扬的尸体，要求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做出“死者是自杀身亡”的医鉴结论。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因拒绝这一要求而被捕，接着也被枪毙了。

当年在第比利斯的深夜里，到处可听到汽车在这家或那家门前停车时的刹车声。我们居住的列宁格勒大街并不怎么大，长150米，只有13家住户，所以各种悲剧的发生是全街人都有目共睹的。当时住在5号楼的列·陀斯托耶夫斯基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他的影片《我住的那栋楼》、《当小树长大的时候》等被列入了苏联电影的经典。1937年时，我们一群小男孩经常悄悄躲到二层他家的窗户下张望，因为听说他母亲被捕时还向逮捕者开枪，而对我们来说，感兴趣的不是这位妈妈有多么勇敢，而是她用的是什么手枪，是不是“勃朗宁”手枪？

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她活着也是为了我。她生我时年事已高，如果她有什么事被捕的话，很难想象我会遇到何种厄运。我当时对已经发生的事反应如何呢？我们同代人的某些代表人物坚信，即使当时是小孩子，长大后也会明白当年发生的事情。我不属于那种未卜先知、明察秋毫的人。当时，我母亲作为医生与来院治疗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伊留申的妻子相识，后来她俩成了好朋友。我听说伊留申被捕了，为与他划清界线，就拿起剪刀将他在我生日时送给我的手枪皮套和背带剪成了碎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悲剧性的1937年始终折磨着母亲的心灵。她在一家铁路医院工作，是妇产科高级医生。由于许多地方需要她，她又轻松地在第比利斯纺织厂妇幼保健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连续工作了35年。工厂距市中心很远，战争期间母亲又担负了一项工作，到城市的另一端上班。劳累一天，晚上回家时已筋疲力尽。在所有人都很艰难的战争时期，母亲如此奔波，完全是为了我的温饱。

母亲不参加任何党派，小心翼翼，从不说过头的有刺激性的话，更不喜欢谈论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政治上很幼稚。我还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大学生的我回第比利斯度假期间与母亲谈起斯大林时，她的一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恐惧。她说“斯大林是个残暴的杀人凶手”。我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难道从这个‘粗鲁残暴的人’的著作中看出什么了吗？”母亲那种心平气和的回答使我感到既震惊又沮丧。她说：“我才不读他的书呢，你可以去告密——他喜欢这种做法。”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话题。

他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56年国立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是经济学博士。于1953年至1962年在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工作，1962年至1970年担任《真理报》评论员和副主编（负责亚非国家），1969年第一次前往巴格达访问，会见了萨达姆·侯赛因。1970年至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后转为院士，1977年至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至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88年11月被选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委员，1989年4月任中央委员，1989年6月至1990年4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在1989年9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1年普里马科夫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普里马科夫曾任苏联驻中东记者，是阿拉伯问题专家。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爆发前中，当时任苏联总统高级对外政策顾问的普里马科夫在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奉命多次前往伊拉克进行斡旋。1991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解散，同年11月他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新成立的苏联中央情报局局长。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他被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1992年4月至1996年7月任俄联邦安全会议成员。

1996年1月任外交部长，同年7月25日被任命为俄联邦国防会议成员（国防会议于1998年3月3日取消），7月31日任安全会议常务委员。1998年5月成为俄政府主席团成员，同年9月11日任政府总理，9月30日任俄白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由于1998年发生的“8·17”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指标倒退了15-20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总额达3000亿“危机前”的卢布。整个国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中。普里马科夫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方针造成的必然结果”，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方针将国家带进了死胡同，私有化过程“从总体上导致了社会、国家和群众被洗劫、生产混乱和下降”。普里马科夫及其政府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全国的严重形势，为安抚社会，求得政治稳定，实现政府制定的“建立公民社会，政治多元化，继续市场改革，把俄罗斯的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发展”的主要目标，政府决定对经济政策实行重大调整。1、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发展工农业，保护国内生产者。2、保障国家的正常生活，按时发放各类工资和退休金。3、稳定金融和财政，创造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由于政府采取了果断的、目标明确且积极有效的措施，经济危机得到缓解。到1998年10月，已经出现了经济稳定的趋势。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1年5月发表的资料，“1999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1998年同期相比增长10.8%”。由政府起草、国家通过的1999年预算全部完成，这是90年代首次出现的形势。同时，政府执政期间，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还清偿了60多亿美元的外债。由于反危机期间他及其政府呼吁毫不妥协地同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做斗争，这无疑触及叶利钦总统亲信们的利益，同时也决定了他作为为总理的命运就已经到头了。

1999年3月24日，普里马科夫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在大西洋上空，他接到了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的电话，通报美国决定轰炸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爆发，普里马科夫立即决定取消这次访问，返回莫斯。5月他被免去总理职务，同年6月南斯拉夫被肢解后他又被免去安全会议常务委员职务。普里马科夫是俄罗斯“祖国－全俄罗斯”运动领导人，在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支持下，12月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前夕，普里马科夫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总统，成为代总统普京问鼎克宫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2000年2月4日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解释退出总统竞选的原因时，普里马科夫含蓄地说，俄罗斯距离真正的民主还很远，而且这一状况在几个月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2000年7月任俄罗斯处理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委员会主席。2001年9月3日，辞去在“祖国—全俄罗斯”杜马议会党团领导人的职务。一直到2010年，他都是俄罗斯工商会主席。2010年9月7日他在“21世纪论坛”发表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已成功地度过了世界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阶段，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俄罗斯避免了国内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的崩溃，当前俄罗斯实体经济出现复苏。在这场经济危机之中，俄罗斯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普里马科夫认为，俄罗斯应该摒弃过分依赖原料出口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让俄罗斯的经济走上创新型的发展轨道。

普里马科夫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国际冲突》（合著，1972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危机》（1975年）、《阿拉伯国家和殖民主义》、《埃及：纳赛尔总统时代》、《纳赛尔总统》等。

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1998年6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二级“祖国功勋”勋章，以表彰他“始终不渝地在全世界捍卫俄罗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