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论是杜林提出的关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的一种学说。他把暴力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予以系统阐述。杜林用“两个男人”的例子来说明暴力就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构成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政治关系的形成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关系只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它是“第二等的事实”，政治状态是经济状态的决定性的原因。因此，暴力是历史上私有财产产生的原因。同样，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以“原始的奴役”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工资、利润、地租等形式的出现，也是暴力的结果，因此，暴力也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的原因。总之，暴力简直是“万能”的，一切都可以借助暴力来说明。也因为如此，暴力是绝对坏的事情，人类的第一次暴力行为就是原罪。从暴力论出发，杜林把全部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只归结为两条： 劳动进行生产，暴力进行分配。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好的，可以继续存在，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不好，它造成了剥削和奴役，必须改变。他宣称，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只要消除暴力干预分配的方式，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实现普遍公平原则。

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E.杜林把暴力看作是历史的“本原的东西”，认为私有财产、阶级和统治关系产生的根源，应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间接地从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奥地利社会学家L.龚普洛维奇(1839～1909)认为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强大部落对较弱小部落施加暴力的结果，并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所谓“种族求生存的斗争”。

法国社会学家，G.索列尔(1847～1922)在《暴力论》（1908）一书中，强调暴力在历史进程中起创造性作用，认为社会变化不是被经济决定了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

暴力论夸大暴力的作用，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真实关系，因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暴力论的流行，与资本主义实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过程中，暴力所起过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它不是根本原因，而且暴力本身必须由经济发展来解释。恩格斯说，“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