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一部戏剧，是一部传奇剧，该剧大约写于1611年，于1611年末首演，1623年第一次正式出版。

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痴迷魔法，被弟弟安东尼奥伙同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篡夺了王位。普洛斯彼罗同幼女米兰达流落荒岛，靠着魔法的帮助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唯一的居住者——奇丑无比的土著凯列班。十二年后，那不勒斯王和儿子斐迪南，以及安东尼奥等人乘船经过海岛。普洛斯彼罗得着机会，利用法术唤起暴风雨，掀翻了他们的船只。那不勒斯王一行人受尽折磨，最终找回迷失的本性。普洛斯彼罗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并把女儿米兰达嫁给了斐迪南，结局皆大欢喜。

《暴风雨》是时代的产物。莎士比亚所生活的英国，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正在全方位施展拳脚；文艺复兴如火如荼，人文主义者热衷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新思想，整个国家正走向中兴。这种时代的印记不能不反映在作品中，这种平等的思想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栓桔，从人文主义角度对人类进行了歌颂在《暴风雨》里，普洛斯彼罗非但没有嫉恨、报复夺取他的爵位，反而设法使自己的女儿米兰达与仇人的儿子斐迪南相识、相恋，结成连理，这种基督徒式的宽容精神映射出作家晚年的心态。他想化解仇恨，以德报怨，博爱世界，而这一切，当从年轻人开始，不要让仇怨继续下去。《暴风雨》大约写于1611年，于1611年末首演，1623年第一次正式出版。

普洛斯彼罗

威廉·莎士比亚的普洛斯彼罗是一种毫不贪恋权位，完全投身于超脱世俗的事业中的贤者的形象。普洛斯彼罗本来是米兰公爵。由于沉迷于学问和魔法而将政治事务全部丢给弟弟安东尼奥。对于这种对政治的漠然而给自己带来灾难的经历，普洛斯彼罗并不感到后悔。也并没有如同中国人传统上对君王沉迷艺术的行为进行的批判。相反，他至死不渝地赞美他的学问艺术和魔法。普洛斯彼罗在向女儿诉说往事的时候仍然称它为“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遭受了亡国之恨和杀身之祸的普洛斯彼罗并没有后悔自己沉迷于学问和魔法。因为那是他心中真正的事业。作为国主，没有证据表明他依照自己的君主地位去谋求人民的福祉。他所追求的东西是非功利的、内在的。他沉迷的魔法，象征着人类在生活之外对彼岸的一种追求。

米兰达

作为普洛斯彼罗的女儿，米兰达完全没有任何世俗的观念。她是在孤岛上又他的父亲抚养长大的，从而象征着一种绝对的纯洁。她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剧中屡次强调她是一个处女，看似显得多余。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除了你，好友，和我的亲爱的父亲以外，也不曾见过哪一个我可以称为男子的人。”这里剧中米兰达的处女身份，象征着一种没有受到社会性沾染的纯洁。

斐迪南

斐迪南的身份是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的儿子，也就是普洛斯彼罗的仇人之子。与《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的那些仇人们的子女和朋友不同，这位斐迪南却是一个善良纯洁的青年，无论他的父亲是多么奸诈。斐迪南这个角色是被宽恕者心中善的化身。同样，也是他父亲的罪孽得以被救赎的根基。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恶者心中的善。而这种善，是通过对米兰达的爱来表现的。

爱丽儿

从一开始那不勒斯王所乘坐的船遭受的暴风雨开始，到后面的种种魔法的施为，几乎全部都是爱丽儿这个精灵做的。她原本是岛上的女巫西考拉克斯所驱使的仆人，但是由于本性善良，无法服从邪恶的命令，遭到痛苦的幽禁。最后被普洛斯彼罗所救出，从此为普洛斯彼罗效劳。爱丽儿象征着超验知识力量本身。作为一个善良温顺的精灵，她无法被邪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所驱使，说明了超验知识的力量无法被邪恶所驾驭。从这里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一种寄托。即真正的理性即是美德。

凯列班

在《暴风雨》中，凯列班不论外表还是性格，都和其他人大相径庭。然而，尽管在剧中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人物，但凯列班的形貌却没有得到具体的描述，人们很难弄清他是何模样，甚至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野兽。从剧中其他人的口中得到的印象是：凯列班看上去一定很奇怪，似乎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普洛斯彼罗说起凯列班的长相就一个字：丑。

接纳与和解

接纳与和解是《暴风雨》的主题思想。在剧中，损失得到了弥补，邪恶受到了打击。这与莎士比亚其它几部晚期作品一样，主题都是人性的复活、再生，使人深刻意识到，清除了邪恶的人间是何等美好，那是一种表面覆盖着坏现象的美好事物。它不仅展现了表面现象与事物的本质之间的反差；它还是一种反思，一种对动物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界诸方面的反思。这是莎士比亚对人认识的思想基础。

《暴风雨》显然是个童话故事，在剧中既有凡人，又有鬼神、精灵、迷人的王子和漂亮的公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此剧表现了正义对邪恶的胜利。一场暴风雨把剧中的人物与世隔绝，把他们带到一个神秘的小岛上。像莎士比亚晚年的其他三出戏剧一样，该剧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冒犯、忏悔、惩罚、宽恕及和解的主题。虽然在这出剧里，罪人的忏悔和受侮辱者的宽宏大量看来似乎是表面化、形式化的。而在普洛斯彼罗这方面，原谅中也欠缺和解的诚意。只是因为明白自己处于优势，敌人已到了任他摆布的地步罢了。但是普洛斯彼罗因他的才能和威望而得到人们崇拜。他头脑冷静，对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客观的眼光。这正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背景下，理性和人性从容登场的一种奇妙的暗喻。

当然，《暴风雨》并不仅仅影射自然界的暴风雨，它尤其表现了剧中人物那充满汹涌纷繁情感的内心世界。但人类这种激情如同暴风雨在自然界的表现一样，一旦雨过天晴，则神奇地化为和解、宽恕和平安。《暴风雨》这个故事体现了莎士比亚最渴望的圆满：恶人悔改、义人不死、公道还回。最重要的是，人性的软弱也得到了修补，宽恕在《暴风雨》中也得到了补偿。

在《暴风雨》中更为重要的，还深深地蕴含作者对于人性的洞彻理解和豁达态度。生活中难免苦难，难免变故，但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直面人生，遇变不惊，从容以对的胆魄与气度，这样才能充分领略生活中的“人性美”。

对乌托邦的反讽

《暴风雨》之所以被认为是莎翁乌托邦思想的体现，是由于在剧中贡柴罗的台词提出了乌托邦的构想，这段台词中他提到“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作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然而，贡柴罗向众人陈述自己的壮志雄心，得到的却是别人的讽刺“西巴斯辛：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安东尼奥：他的共和国的后面的部分把开头的部分忘了”。从创作年代上来讲，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要早于莎翁的剧作，假如说莎翁是对《乌托邦》这部作品有所了解的，则可以从这段中看出作家对这样一个国度的态度并不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乌托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公有制，可是在一个公有制的国度里却存在帝王，虽然这帝王无比英明，几乎到了神的境界，但他依然是统治阶级，国家的政策即使完关无缺，却不是靠着人民建立的，而是依靠统治阶级颁布实施的，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有制，这是《乌托邦》中的公有制本身的矛盾和局限。莎翁通过其他人物对贡柴罗构想的讽刺，可以是看作他对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认为这是莎翁对乌托邦的一种讽刺。

《暴风雨》利用普洛斯彼罗和凯列班的关系，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戏剧中，普洛斯彼罗代表着殖民者，在被安东尼陷害遭遇海难后无意间发现了地中海附近的无名孤岛，并且以强大的魔法为统治工具，在岛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而凯列班则代表着殖民地上的原住民土著民，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语中，凯列班与野人凯尼班相似，并且在发音上也与“黑色”相似，莎士比亚更具体地将凯列班比喻为殖民地的原住民土著有色人种。由此可见，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所表现出的是西方殖民传统人文主义者的伪善，凯列班所表现出的是被殖民者所受的压迫和人权上的扭曲。

当然，传奇剧《暴风雨》所表现出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对后殖民主义的阐述、揭示，在戏剧中莎士比亚还通过其他意象去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历史主义和各个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上，莎士比亚通过将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和非洲女巫的巫术进行对比，以虚构的故事情节来映射当时英国社会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普洛斯彼罗所代表的是当时受到排挤的天主教，而非洲女巫所代表的则是除去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在普洛斯彼罗和非洲女巫因无名孤岛而争夺不休的过程中，普洛斯彼罗以其强大的魔法战胜了女巫的巫术，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相互排斥、抵触的关系，以及当时统治者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即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但不排除仍旧存在其他宗教信仰与鬼神论。于此同时，在强调了当时英国社会宗教信仰问题的同时，莎士比亚还通过普洛斯彼罗慷慨激昂的台词表述了在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下，人文主义者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主义得以全面贯彻实施的渴望。可以说，莎士比亚借助普洛斯彼罗之嘴表达了尖锐矛盾下其自身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纷争的乌托邦。可事实上是，理想主义无法与封建现实达成统一，相反人文主义与现实统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且愈演愈烈，莎士比亚只能依靠戏剧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传奇剧《暴风雨》中会出现大量虚幻的魔法元素内容的原因之一。

威廉·莎士比亚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表现出语言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他善于运用比喻（明喻、暗喻）、替代和矛盾的拼合、错位、夸张、突降等手法以求取新鲜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了高度的形象化和个性，使语言呈现出动人的魅力。如夸张的运用，莎士比亚善于在描写人或事物时，在现实基础上，作必要的扩大形象的描述，或超乎事实的描绘，使被写的对象的本质特征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以便给人深刻的印象，增强语言的具体可感性。“（我）遮暗了中天的太阳，唤起作乱的狂风，在青天碧海之间激起浩荡的战争；我把火给予震雷，用乔武大神的霹雳劈碎了他自己那株粗干的橡树；我使稳固的海峡震动，连根拔起松树和杉柏……”。作者运用夸张的语言描写普洛斯彼罗的“魔力”，正是依靠“魔力”制服丑怪，驱使精灵像征人的精神久识破阴谋，制止恶行，而这“魔力”是科学和技艺、智慧和理性的代名词，人类正是靠着它，才摆脱了原始的野蛮状态，走出了漫长的中世纪黑夜，一步步地朝着现代社会迈进。最终他放弃“魔力”，但并非放弃科学，恰恰是进一步表明了他宽恕仁爱之心和对人性的尊重。正是莎翁笔下新意迭出的形象夸张，总是这么及时地联翩而来，异彩流光、美不胜收，所写事物的特征与本质也就这样刀刻斧凿般深深印在读者心中。

在《暴风雨》的“圆”形结构中，“时间”也就成了“一个寓意人物”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时间”将剧情一分为三：第一部分为悲剧阶段，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在主人公面前，苦痛和灾难接踵而至，一切都在向着死亡和毁灭迅速推进；第二部分为过渡阶段，矛盾和冲突正在冰消雪融，阴郁的气氛正在被欢快明朗的气氛所取代，形势发展的趋势愈益有利于主人公的命运；第三部分为喜剧阶段，矛盾冲突迅速解决，主人公的愿望得到完满实现，一切都沉浸在欢乐和音乐之中。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上述三部分情节安排中，作者并非均衡地分配时间，而是相对延长情节的中间阶段。比如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落难荒岛，度过了12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才得以重返故国。中间过渡阶段“时间”的相对延长，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表明从分裂到和谐，从不幸到欢乐，既取决于人们心灵创伤的治愈，也取决于人们污浊灵魂的净化，而这两者，都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经历长时期的精神磨砺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间”在“圆”形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清晰地显露出来。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1608—1612年），莎士比亚一改往日的创作风格，以传奇剧作为主要的写作活动，其中《暴风雨》最具有代表意义，被公众认为是莎士比亚生前最后一部完整的戏剧杰作。

数百年来，剧中的凯列班激发了大量不同文类的作品的创作。如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凯列班的塞梯波斯》、沙欣雷切尔·英格尔斯的小说《凯列班夫人》、泰德·威廉姆斯的奇幻作品《凯列班的时光》等。另外，还有大量以凯列班为对象的绘画等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讲述凯列班的未来，或专注于凯列班的部分特征，或以凯列班为中心，或与凯列班相关联。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德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习拉丁文、文学和修辞学。后来家道中落，曾帮助父亲经商，1578年左右只身到伦敦谋生，据说从事过马夫或仆役一类当时被看作“最下等的职业”。后来当了演员和编剧，随着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比较广泛的接触。他在剧团里扮演过像《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之类的配角，也担任过导演，但主要是编写剧本，开始时不过是给旧剧本加工，逐渐由加工而改写或自己创作。他后来成了剧团的股东，1613年左右从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4月23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