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旧为山阳辖境淮郡城外第一大镇。其名缘起尚无定论，可能出于民间俗呼①，册籍始见于吴玉搢所著《山阳志遗》。其地介于河湖之交，既有满浦坝握西湖要枢，又有相家湾据大河天险。

明永乐十三年(1415)，督理漕运的平江伯陈瑄凿清江浦引湖水通漕，使运道改变径指山阳城西。以致漕艘贾舶连樯，云集湖嘴，回空载重百货山列。继之纲盐集顿，鹾商纷纷投足。从而人文蔚起，甲第相望，园亭林立，成就了河下明清两代历三百余年之繁华兴盛。

当年盐荚盛时，河下诸商均以华侈相尚，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其第宅、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可比洛下。街衢巷陌之间，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名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②。明代诗人邱琼山的《过山阳县》记录了河下早期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的盛况③：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

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河下虽区区弹丸之地，但在其鼎盛阶段的三百余年里，其第宅园亭数目之众令人瞠目。较为有名的有夏曰瑚的恢台园、黄兰岩的止园、刘切庵的一篑园和思园、杜首昌的绾秀园、张新标张鸿烈父子的曲江园、程莼江的晚甘园、程镜斋的荻庄，此外还有舫阁、漪园、且园、九狮园、宜园、寓园、带柳园、半乐园、十笏园、师意园、小桐园、一卷一勺园、亦庐、可止轩、补萝山房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而其中尤以曲江园最极淮阴园亭之胜，遗存之题咏唱酬也最多。本文对该园作一番考述，旨在再现河下昔日繁华之一斑。

曲江园原名依绿园，在萧湖(又名东湖、珠湖)之滨。西接普光禅寺，东连黄氏舫阁、止园，斜对曹家山。大门临水，西南有正楼三间名曰曲江楼，东楼三间曰云起阁。西首西南三间房，一间曰娱轩。西南船房六间，东曰水西亭，西曰半亩方塘。北首有亭翼然，曰万斛香。后门竹扉四扇。④该园原属张新标、张鸿烈父子，后归程爽林、程水南兄弟。程氏兄弟于其旁益辟为林园，重楼复阁、月槛风轩，又增加了涵清轩、水仙别馆、香雪山房等诸胜。⑤并被程眷谷易名为柳衣园。接着程氏旗人又于对湖原程氏先人攒柩处大起荻庄，敞厅飞阁、曲榭回廊，夹水相望。⑥故而所集园亭之胜甲于全淮，名播大江南北。

然而无论是张氏营构于先，还是程氏增修于后，曲江楼皆因其特有的宏丽，在诸胜景中均未失去领先地位。所以因楼而得名的曲江园名在易主易名中得以长存，并且一直流传。长期的数名并用曾引起后世的一度混乱，连程氏后人程钟(字秀峰，一曰袖峰)对其高祖程用昌(字克庵)的依绿园是否与张氏父子的依绿园同属一园也产生了怀疑。⑦程钟在《淮雨丛谈》中对《茶余客话》中所述：“依绿园在萧湖中，有曲江楼也”，提出怀疑。认为“(张氏)曲江园彼时不名依绿园，岂后来改称依绿园乎?抑吾山(阮葵生)先生一时误记乎?”又曾批范以煦著《淮壖小记》曲江楼条云：“曲江楼本名曲江园，不知何时称依绿园?”

笔者认为张、程二氏的曲江园同属一园，不但府、县志中如此记载，而且清人的有关著述中大多数持此说。另外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充分证明：程氏后人程景韩在其增订的《淮安河下志》案语中，叙述了曲江楼下壁间嵌有数块石碑，乃张氏先代像三幅。一为汉留候，司马贞所赞也；二为宋横渠先生，朱文公所赞也；其三为宋南轩先生，真西山所赞也。系程眷谷的孙子程湘舟(得龄)所获，勒石以志景仰。至于园名的由来，前面所述因楼而得名，只是笔者的设想，在所见资料中尚未发现有如此提法。然而这并非毫无所据。曲江楼名气之大，众所皆知。以楼代园，不是就连程钟本人也无意中这么做了吗?而且在清人的诗集笔记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以楼代园的说法。如《淮亭睦录》就这么记载：“曲江楼为张鞠存吏部觞咏处，有依绿园、云起阁诸胜。”其它恕不多举。

曲江园具体建于何时，确实已是“茫茫泥爪，世远难稽”，很难说得清。只有从张氏父子所活动的年代来大致推测了。

张新标，字鞠存。顺治六年(1649)进士。八年为乡试同考官，因官称得人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后改户部。坐事谪黑水监，以疾告归。⑧张鸿烈，字毅文，号泾原，又号岸斋，初名乃炜，字云子。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辞，授翰林院检讨，充纂修明史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上疏请开黄河两岸泄水河及停采楠木事。以不应密封挂部议处，左迁大理寺副。未几以丁艰归里，服阕不复入都。后徙宅于东海郁洲之上园山中。

由张氏父子的简历，以及留存于世的曲江园早期文人题咏，特别是与张鸿烈同年登鸿博的萧山名士毛奇龄(西河)，在赴曲江楼中秋燕集时所作的《明河篇》来看，⑨说曲江楼建于清初顺治(1644—1661)后期比较妥当。这里还值得注意另一个事实，就是张鞠存原有一个东溪草堂为其读书处。根据东溪草堂留下的胡从中等人之题咏来看，其地也在东湖之滨，而且又只字没有言及曲江楼等胜景。另外张鸿烈的外孙吴玉搢在其所著《十忆诗注》中，承认曲江楼旧日为其外祖家的家园。可知园之所在，即家之所在。那么曲江园就很有可能是张鞠存入仕后或致仕后于其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修建的。

曲江园易主的时间，从张鸿烈的简历中可以看出，只可能是丁忧孝满隐居东海郁洲之时。另据程钟在《淮雨丛谈》中所述，其高祖营构此园当在康熙(1662－1722)中期。两者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

河下虽小，但系殷阜之区，更为人文荟萃之所。就以明清两代所出进士之多，足可以使人叹服。不但出了沈状元(坤)、汪榜眼(廷珍)、夏探花(曰瑚)，三鼎甲俱全，居然还有刘氏的“五世巍科”(刘世光，刘一临，刘自竑，刘芳声，刘昌言，刘愈，刘始恢)。“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园主即为坛坫之英，风雅之彦，当初园中之盛况就完全可想而知了。

前文提到的毛西河赋《明河篇》事，其中还有一段趣闻。清初西河避难淮上，化名王彦字士方，匿迹于夭宁寺。时间长了，人心萌动，逐渐与淮安诸名宿相友善。当年八月十五日张鞠存召大江南北名士百十人，齐集曲江园观百戏，西河也在座。时园中张灯水榭，设伎作诸色，星盘火树于洲渚间。席中丝竹清歌，酒过数巡，西河乘着酒兴为赋《明河篇》，全诗长达586字。诗成以后争相传抄。正巧张鞠存的同年宣城施愚山过淮，见诗大惊曰：“何物王士方，此非吾友江东小毛生?”急物之，果然。

如果说张氏曲江园已极一时之胜，到了程氏手中可谓“更上一层楼”，达到她的最鼎盛时期。这一方面因为时值寰宇承平，进入了所谓康乾盛世。另一方面是因为程氏乃富商巨贾，财力远远超过了普通仕宦世家的张氏，何况张氏父子的仕途又并不春风得意。这一点从程氏买园后立即大兴土木加以扩建中也可以看出。更重要的原因是程氏父子叔侄的才华以及在文坛上的名气、影响也决不相让于张氏父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程氏手中，文社的规模更大，产生了“曲江十子”，刻有《曲江楼文集》，坛坫之盛被推向了新的高峰。这里不妨对程氏家族作一点简述。

程氏自晋梁起即为徽州名族，是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之后，世居歙之岑山渡。明季迁于淮、扬，业鹾的共有好几支，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淮北盐业。据李元庚《梓里待征录》记述，清初淮安盐商十三家，全部姓程，皆极豪富。当时从张鸿烈手中买下曲江园的是程朝宣(字辑候，一字二樵)。也就是说曲江园的真正主人既不是程钟的高祖父克庵先生，也不是爽林、风农兄弟。而是爽林、风衣的二伯父二樵封翁(爽林，风衣之父名朝征，排行老三，老大名朝聘)。前文所述只是姑且暂从二百余年以来几乎所有官私著述之说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其理由如下：

据李元庚《河下园亭记》所述，园归程氏易名为柳衣园的是程眷谷。眷谷名竣，一字大川，乃朝宣仲子。其才气、名望远不及爽林、风衣。如果园是爽林、风衣的，他们又亲自主持着曲江园坛席，何不自己起名呢?实际上易名的时间也是在程朝宣弃世以后，程眷谷正式成为曲江园主之时。

既然爽林、风衣并不是曲江园真正的主人，为什么二百余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宫、私著述中只要一提到曲江楼，就好象只知有爽林、风衣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弟兄在文坛上的名气，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曲江园的贡献确实是显赫的，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和曲江园似乎成了无法分割的整体，因而被人以讹传讹下来。

我们既已搞清程氏曲江园的历代主人，当然还必须进一步搞清其历代主持文社的人。为此笔者翻检了历年所得有关曲江园的题咏，发现程克庵的遗诗中，不少均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前的作品。而且这些诗稿中，柳衣园名均未出现。另考风衣是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爽林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中的举。这就说明程氏买园的时间确为康熙中期。买园后在程朝宣手中，主持坛席的人只能是程用昌，易名的时间也确系程眷谷成为第二代园主以后。而此时主持文社的才是爽林、风衣兄弟。

爽林，名垲。风衣，名嗣立，原名城，号水南、一号篁村。乾隆初举博学鸿辞不就。生性英敏，读书一过即诵。诗文苍深，气味醇古。工行、草书，精于山水。风流隽望倾倒一时，交游满天下。尤为有趣的是，若有人求其书，则以画应；有人求其画，则以书应。若求其书、画，则必与对坐，讲庄子、毛诗数则。⑩

正因为风衣如此风流儒雅，在他与其兄主持曲江园文社期间，才得以凝聚大江南北的名士耆宿。其中有会稽徐笠山，宛陵汪师退，桐城方南塘，长洲沈德潜，金坛王汝骧、王澍，涂山吴纯人等。当时程氏族中文人高士也不少，有程增(维高)、程均(又庠)、程坤(退翁)、程銮(坡士)、程钟(葭应，不是前文所提之程钟，是其从曾祖)、程垫(秋水)、程鉴(镜斋)、程沆(琴南)等。在淮安本邑的诸名宿中，周白民(振采)、刘万资(培元)、刘万吹(培风)、王素珍(家贲)、邱庸谨(谨)、邱长孺(重慕)、吴慎公(宁谧)、边颐公(寿民)、戴白玉(大纯)与风衣并称为曲江十子。如此壮观的阵容，使得曲江楼稿风行海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爽林、风衣在曲江园的文坛上消失以后，曲江园便开始进入了她的衰落期。曲江园的园主也就再没有请过外人来主持文社。当程元龙成为园主之时，往日大规模的燕集更是越来越少。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课子读书上，把重振先贤声华的希望放在了儿子们身上。然而第四代的园主并没有能扭转乾坤，在史震林所写的《记》中，清楚地记述着：尧峰虽然不敢有坠先泽，忙于“修葺、补花、增竹、扶石、疏泉，”也忙于宴宾接客。但是好景不长，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黄河决于老坝口，河下以西地势尤卑，水深达丈余。庐舍漂没，人死无数，浊流淤垫。大水退后，虽百业如常，然元气尽丧。⑾程氏家境日下，《河下园亭记》中就有程晟把自己的燕诒轩卖与丁兆祺的记载。曲江园日益衰替。⑿

道光七年(1827)纲盐改票，盐运的集散地移到了渭河(即淮阴)西坝。河下的富商巨室均销歇，人烟凋敝，高堂大楼拆为旷野。曲江园园址也就整个湮没，悉付杳茫想象矣。

注：

①参见曾镳著《信今录·张廷杰传》：有“家在郡北郭外，俗呼曰河下。”

②参见殷自芳撰《程袖峰河下廿景诗序》。

③参见程钟著《淮语丛谈》，其转录自阎咏著《左汾近稿·诗话》。

④参见丁晏撰《萧湖曲·序》和李元庚著《河下园亭记》。

⑤参见史震林著《华阳散稿》。

⑥参见丁晏撰《萧湖曲·序》。

⑦参见李元庚著《河下因亭记·依绿圈》。

⑧参见同治刻本《重修山阳县志》。

⑨太长不能录，参见《淮壖小记》或《山阳志遗》。

⑩参见《墨林今话》和《墨居香西识》。

⑾参见李元庚著《梓里待征录》。

⑿参见《潜天老人笔谈》。

(本文载《淮阴志林》1987年第三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