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1923年2月22日—2002年6月27日），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丰仪镇枣林村）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1923年2月22日，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当过染匠，后失业归农。曲波只念过五年半私塾。13岁失学在家务农和樵采，15岁入八路军胶东公学（今鲁东大学）。他少年时代曾熟读了《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

曲波只念过五年半私塾，13岁失学在家务农和樵采，15岁入八路军胶东公学（今鲁东大学）。

1938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开赴东北作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大队和团的指挥员。他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在参加解放 东北的战争中两次负重伤。

1949年，到海军学校任领导工作。1950年他转入工业建设战线，先后在工厂、设计院及工业管理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1955年，他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

1957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该书出版之前，1957年2月，《人民文学》以《奇袭虎狼窝》为题，选载了《受命》、《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夜审》、《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破天险奇袭奶头山》六章。

1958年6月《奇袭虎狼窝》被译成俄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时，该文是带去的文学作品之一。《林海雪原》先后被译成英文、（苏军事文艺出版社1959年）、俄文、日文（日文有冈本隆三出版社（1961年4月15日）和平凡社（1962年）两个译本）、蒙古文、朝鲜文、越南文（1959年）、挪威文（1976年）、阿拉伯文（1976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也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和京剧等该书国内多次印刷，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13.60万册。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上映上演。电影《林海雪原》和根据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影响很大。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1959年至1962年他先后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他还创作了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小说《热处理》、《争吵》和散文《散观平武》等。

1977年重新出版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长篇小说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山呼海啸》于是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该书出版前，《人民文学》1961年5月选载《不速之客》一节；《解放军文艺》1959年12月选载《开门棒》、《屠由网下》、《龙身揭鳞》、《杀开一条血路》4个章节；1960年1月选载《木舟沉军舰》一节；《北京文艺》1960年1月选载《女县长》一节。

反映战场行医、火线办院，描写部队医务人员生活的长篇小说《戎萼碑》于1977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出版前，曾由《山东文艺》1977年6月、7月选载。出版后被译为朝鲜文。后小说《桥隆飙》于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出版前，《山东文艺》全文连载；《解放军文艺》1963年选载过《三古镇》、《见面礼》、《一夕观》、《不留神》、《走狂飙》、《飞车骑》6个章节。《桥隆飙》总印数据不完全统计为150万册。

曲波的创作曾得到他的妻子刘波的大力帮助。刘波是曲波青年时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她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对曲波的创作积极参加探讨，并为他抄写了大量稿件。她是曲波创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7年剿匪战斗基本结束，曲波所在的二团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38军前身)。曲波打仗多了，表现突出，威信也高。第一次负伤，由哈尔滨野战医院的日本大夫取出炮弹片，伤一养好就非要急着回部队。

第二次在辽沈战役受伤就非常危险，肘关节打进了敌人的炮弹片。他妻子当时在军队医院担任营级教导员，听说他在前方受伤，团里师里都不知他的下落，就焦急地到各家战地医院看入院名单和死亡登记簿。那时他妻子已怀孕五个月，走到辽西河北交界的义县，看到入关的部队像潮水一般的排满大路。在路上遇到团宣传科长井毅，他告她曲波可能在清河域子医院。他妻子打电话过去问：“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没有呢？”医院回话：“抢救过来了，还活着……”

他妻子赶到医院时，看到曲波躺在门板上，头发很长，发着高烧，脸色苍白。他是股动脉受伤，大腿骨折。他妻子到后正遇上他第二回出血，也穿上手术服在抢救室，看到他的腹股沟大夫说，你还怀孕呢。我说，我身体好，没问题。过后我笑着对曲波说：“是我和孩子两人的血液救了你。”

1949年4月5日他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曲波当时身体还很虚弱，还在妻子工作的医院养伤，很长时间都不能起床。右腿短了四厘米，走路摇晃厉害。护士们告他：“教导员生了儿子。”他是三代单传，高兴极了，非要起床。他架着双拐，由护士、警卫员搀着，一百米路停了三次才走到。孩子满月了，他在医院草地上铺上军被，把孩子放在上面，他拄着双拐静静地看着笑着。

下半年他能够拄着拐走，就非要出院回部队。听说重庆舰起义，要组织一个海校。他就给组织写信，信中写道：“苏联有个无脚飞将军。我不能干陆军，就去海军学校工作。”他去了安东海校，任二大队政委。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培养的不少官兵后来都成了海军的骨干。

他在海校讲政治课，拄着双拐上课，讲近百年中国历史，做起义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也听海军的业务课。后来苏联顾问说，二大队政委拄着拐，怎么上舰？应调往其他地方工作。曲波知道后极为情绪化，他说，我在舰上坐着也能指挥。总政来人找他谈话，让他上陆军院校。曲波个性很强，他说他不去。

当时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刘居英曾在1943年胶东平反冤案，表扬过曲波和妻子在肃托运动中表现很好，说真话，不乱咬别人。他劝曲波转业，上铁路部门搞工业。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担任沈阳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副厂长，后来又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书记，全厂约有一万余人。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当时都是拄着双拐奔波。

1955年初，中央决定所有机械车辆厂归一机部管理，曲波就奉命来到北京。曲波担任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分配住在百万庄辰区一机部宿舍两居室，一住就是五十多年。

1955年还在东北时，他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

在战争年代，我们俩都在前方后方工作，只有到了齐齐哈尔才有了一个家，当时已有了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有两三岁了。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踏着大雪归来，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段话写的很真切，确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东北时他已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写出一些章节，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

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的缺点是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水浒》《说岳》等，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

家务事我全包下，他不管也不会家务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写作。

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看过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个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做衬衫的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走漏了风声。

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曲波的一个堂兄弟不知写书之事，书出来了送给他，他拿到书大吃一惊。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了活动讲了话。他很快就到四川德阳二重厂当生产副厂长，厂长是一机部副部长景晓村。那是一个苏联援助的轧钢机项目，是在平地上建厂，建设材料都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当地政府借大跃进之机向工厂要钢材之类东西，曲波不同意，说不能调出，材料都是有数的。结果1959年反右倾，当地就组织批判景晓村、曲波他们，说不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破坏大跃进。还说了这样重话：“你人在德阳，心在台湾。”

一个月没收到曲波来信，我寄去粮票也没回复，我就预料他出事了。后来，罗荣桓元帅、总政肖华、傅钟主任知道后，就说曲波为军队写了好作品，就让他回总政文化部写作吧。

1960年苏联老军人委员会邀请中国残疾老军人到苏联访问，中央同意了，让老红军王维舟当团长，曲波当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

出国前，陈毅找他们谈话，谈完正事后陈老总与曲波闲聊，他说：“你这个名字好，有曲也有波，这是个普遍规律，没有绝对直线。”他还兴致很高地给曲波起了一个字：“你叫普律(普遍规律之意)吧。”后来曲波还用“普律”刻了一个印章。

妻子刘波，生于1924年，山东龙口人，1938年入伍，1939年5月入党。长期从事医护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2024年4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