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孟君（1903—1967）女。长沙人。1921年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其后入周南女校求学，1925年入北京大学肄业，加入共产党，参加《妇女之友》编辑工作。1927年离校，在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等处任职。“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组织中华爱国护士队，慰劳抗战将士。参加宋庆龄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主编《新民报》副刊《新妇女》。1935年11月与寄洪等组织南京妇女界救国会，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1936年11月，在南京被捕，抗战初获释，并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常委、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兼保育委员会主任、重庆 歌乐山保育院院长。1939年主办《妇女生活》杂志。1941年创办《现代妇女》，任主编。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旋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妇女联谊总会常务理事和全国妇联国统区工作部长。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

曹孟君，1903年生。1920年，曹孟君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时五四运动仍在延续，但复古与封建礼教也同时沉渣泛起。因带头剪短发，她被迫离开第一女师，先后入周南女校、湘福女校就读。1923年，省立第一师范实行男女同校，首次招收女生，曹孟君又欣然报考，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就读。

1925年秋，曹孟君考入北京大学。在这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她进一步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更加关心国家时事，参加政治活动。在共产党员李芬的帮助下，她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已在理想道路上迈开了脚步的曹孟君，并不满足于此，她仍渴望着有新的追求。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她毅然与在南京的老同学组织中华妇女爱国护士队，奔赴战场救护、慰问伤员。从这时到1933年全面抗战爆发，她在南京参与组织进步知识分子读书会，参加反帝大同盟，发起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并任会长，主编《新民报》副刊《新妇女》，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她还与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合作，创建了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担任该会理事。她与李德全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了几十年革命事业的亲密合作。

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她闻讯后立刻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但在一星期后，她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被称为“南京女君子”。1937年8月，出狱后的曹孟君立即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被推为中华妇女慰问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常委，带队奔波在淞沪抗日战场。上海、南京沦陷后，她来到武汉，见到了中共长江局妇委成员邓颖超。从此，她就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武汉，她与著名社会活动家、救国会负责人王昆仑结为伉俪。在从南京撤往武汉的途中，她目睹了沿途难童的悲剧遭遇，也了解到许多抗日将士为自己的孩子无人管而心急如焚，还听到日本侵略者在战区搜寻难童运回国内，准备长大后做苦力或送到战场当炮灰，甚至割取他们的器官抢救日本伤兵。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抢救难童就是抢救民族的希望。到武汉后，曹孟君就立即向有关方面呼吁，并得到中共长江局和邓颖超的大力支持。

1938年3月，由宋美龄、李德全任正副会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武汉成立，曹孟君被推为常务理事。并任该会保育委员会主任。保育总会成立后，曹孟君立即举办保育员培训班，参与在武汉筹办第一临时保育院，并率一批工作人员前往郑州，在战火弥漫的前线，抢救出100多名难童。训练班结束后，她与丈夫一起，毅然前往正浴血搏杀的徐州，兼任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主任。在民族大义的支撑下，她与战友们一起，把祖国的挚爱和伟大的母爱凝聚在一起，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奔走于难民人群中、断垣残壁下，艰难地收容着一个又一个难童。徐州失陷时，她和战友们甚至没有能够赶上最后一列火车，硬是和大批难民一道，长途跋涉8天8夜才回到武汉。由于她这个保育会主任的率先垂范，全国各战区抢救难童达四万多人。

武汉失陷后，曹孟君来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担任重庆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建立了被海内外誉为“难童之家”的保育院，同时主编《妇女生活》、《现代妇女》等进步杂志，还撰写了不少难童保育方面的著作，指导难童保育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她主要以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编纂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多家妇女进步团体的负责人。民盟成立后，还任过秘书长和组织、联络委员。1948年底，她因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由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时任全国妇联国统区工作部部长，建立与从国统区来解放区的妇女的联系。

全国解放后，曹孟君被任命政务院参事，担任全国妇联“妇女服务部”部长，参与研究制定和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工作。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从1956年起，她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分管国际工作，兼任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理事、执行局执委。她还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苏友好协会、中朝友好协会理事。是第一至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三届委员。1967年，曹孟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年。

曹孟君，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榔梨镇上一个颇有声望的大族人家。她的大哥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二哥是革命家柳直荀的挚友，她从小受两位哥哥爱国、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又目睹了自己姐姐年轻守寡被迫进“保节堂”，遭受封建礼教残害，逐渐养成了追求真理、正义，反抗压迫的叛逆性格。

曹孟君最早进了镇上的梨江女校，但因反抗校长的封建腐朽而被校方开除。后得到哥哥的支持，她才进了中学，她的中学生活也是坎坷多难，她进过五所中学，每次调校，都是为反对封建束缚或反对军阀反动统治而被迫退学。

1920年，曹孟君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那时“五四”运动的烈火仍在继续蔓延。北京、上海等地早已开始有女青年剪短发，但该校仍规定学生只准留一条长辫子，不准剪短发。曹孟君却毅然剪下了长辫，这使校方十分震怒，则宣布开除她的学籍，但一些进步老师和学生都支持她，终于迫使校方收回成命。年方17岁的曹孟君赢得不少青年敬佩，成了长沙城内的新闻人物。

1923年，曹孟君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是位新派人物，在校内提倡阅读《民国日报》《新青年》《觉悟》等进步报刊，以及《复活》《父与子》等文艺名著，并允许学生们组织思想、学术讨论。但却为军阀当局所不容，很快换了新的校长，新校长一上台，首先否定并取消了男女同校，曹孟君和全部女同学都被迫离校。

不久，曹孟君转入当地的协均补习学校，她的二哥挚友柳直荀在该校任会计主任，在柳的领导下，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校内开展得如火如荼，曹孟君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并主持编校刊《炸弹》的工作。1924年，曹孟君转入北京新京学院补习。1925年，曹孟君考入北京大学，这一年，她被北大中共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6月，曹孟君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经济上支持她的大哥，继二哥、母亲之后突然病逝，接着又传来她的入党介绍人李芬因叛徒出卖被害的消息，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家庭生计及四个侄子学费，1927年9月，曹孟君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曹孟君先由同乡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资料员，仅三个月即被裁。这时，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在农矿部任部长，通过老校长关系，她进了农矿部任三等科员。1932年，她转入实业部。当时，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曹孟君与在南京的老同学谭惕吾等一起组织了“中华妇女爱国护士队”，曹任队长，奔赴战地，救护伤员、慰劳抗日将士。同时抓紧时机寻找组织，终于在次年秋季，在上海一个秘密住所里，她举手宣誓，重又回到党的怀抱。这一年，她还参加了南京的反帝同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南京的抗日救国及妇女运动。

为了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曹孟君找了王昆仑、孙晓村、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等，经研究、酝酿，决定再吸收一些可靠人员，组织一个读书会。于是，1933年秋季，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第一个读书会正式成立，会址在成贤街王昆仑的宿舍里，当时除上述六人外，还有吴茂荪、吴元戌、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后又有孙克定、狄超白、华应申等。到1935年夏末，又发展了薛葆鼎、汪得彰、季洪、千家驹等。南京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地点常在玄武湖，有时在无锡同乡会，大家认真读书，认真讨论。

1935年8月底，曹孟君、王昆仑、孙晓村、张锡昌、胡济邦、秦柳方、薛宁人等代表南京读书会与上海有关方面的钱俊瑞、曹亮、华应申、熊岳兰、沈兹九、陈波儿；无锡的陈佩三（当时无锡工运负责人）、曹惠兰和“无锡学社”（无锡救国会前身）的李伯敏等，共计三十人，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举行了一次碰头会，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当前形势关键是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曹孟君、孙晓村代表南京读书会介绍了南京社会活动情况。

无锡万方楼会议后，南京读书会即分工负责筹备南京各界救国会，曹孟君负责筹建妇女救国会（该会成立最早）。那时南京妇女界，进步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很尖锐，曹孟君认为，要开展南京妇女界的工作，力量还很不够，应当打进被CC分子唐国桢把持的官办的南京妇女会，把其中的进步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特别是比较有名望的，动员出来先参加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然后再共同发起南京妇女界救国会，后来事实证明，她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但只能在当时南京的政治条件容许下工作。这种艰苦、复杂性最终还是被曹孟君所克服，她和王枫、胡济邦团结了好多位当时南京妇女界有名望的人士，参加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曹孟君为该会着手主编了《新妇女》周刊，主要内容是宣传妇女解放和抗日救国，直到南京沦陷前，共出了160期。曹孟君还很注意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她向往苏联儿童有托儿所的幸福，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一成立，她就发起筹办托儿所。1935年4月，南京市第一托儿所在南京大树根开办。曹任该所的常务董事，并聘请邓季惺（《新民报》主要负责人之一）任所长。这在旧中国还是创举，但一年后该所被当局强行接收。此外曹孟君还主持举办了妇女补习夜校，除学习文化，每周还举行座谈会，向学员讲述时事形势和妇女解放问题等。

1935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丰台事件”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发起召开了“首都妇女团体国事讨论会”，那天到会的有各学校机关、团体代表400多人，曹孟君任大会临时主席。她沉痛呼吁：“国难当头，妇女们，全国同胞们要团结起来，迅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她的呼吁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就在到会群众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抗日的热烈气氛中，宣布“南京妇女救国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正式成立的救国会组织。不久，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了中心小组，其成员有：曹孟君、谭得光、沙溯因、王枫、季洪、朱艾江、何兆玲7人，曹孟君是主要负责人。会员主要是小学女教师、部分中学女教师、大中学校女生、职业界妇女和一些家庭妇女。

南京妇女救国会的成立，促成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成立。为此，曹孟君和胡济邦专程去上海分访史良、胡子婴、沈兹九、杜君慧等，商讨有关事宜。同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也正式宣告成立。从此这两个姊妹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后，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阶级觉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建立了汇报制度，汇报地点一般都是在观音阁曹孟君家中。此外，还常和各界救国会联合共同进行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妇救”本身还有不少单独的活动，活动方式常是利用“妇女文化促进会”“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所创立）、“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女青年会”等公开团体的名义进行的（因国民党当局颁布的《维持治安的紧急治罪法》，此时南京各界救国会已不能以本身的名义公开活动），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和李德全女士关系非常融洽，是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的积极参加者，并当选为该会的理事。这个团体，名义上提倡妇女学术研究，实际上把团结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放在首位。形成了一支与南京国民党御用妇女会相抗衡的力量。曹孟君与李德全也就从这时开始了以后几十年中在革命事业上的亲密合作。

南京妇女救国会以宣传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各种活动，采用了活泼多样化的方式：有以小学校为据点组织居民识字班；以棚户区为范围办民众夜校；以女学生为对象搞女同学康乐会；以职业妇女为主学习汽车驾驶并学习射击。同时还经常上街募捐，访问近郊农村等。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南京妇女救国会把支持接待北平南下的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向他们介绍国民党政府的动态，协助他们联系去各学校开展宣传活动，还给予了经济上援助。1936年2月，北平学生“献旗团”到南京请愿时，曾被国民党政府秘密软禁，曹孟君等人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在《新民报》上“捅”了出来。及时揭露了当局的阴谋。

1936年5月，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南京派出曹孟君、孙晓村、狄超白、王枫为南京救国会代表。这次会上曹孟君和孙晓村当选为该会常委。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成员又成了“南京妇女慰劳会”活动的主力。从南京撤退以后，这些人分散到国统区各地去，在各地妇女慰劳活动中起着推动或领导作用，在抗日救亡的宣传、募捐、搞棉衣工作中，起着带头作用。

1936年11月28日，曹孟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近九个月时间，面对敌人的种种折磨，她毫不动摇，敌人没有拿到他们所想要的任何把柄。“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23日曹孟君终于获释出狱。她拖着虚弱的身体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紧张活动中。她被以宋美龄为首、李德全为副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推任为该会常委。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募捐，还常去火车站、医院慰问抗日将士，直到南京沦陷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