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直（George Stott），男，温州教会的拓荒者。1865年8月底，正值中华内地会创立之初（内地会于1865年6月27日创立），创始人戴德生(Mr.Hudson Taylor)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他要写信、会客、演讲，并要联络英国爱主的士绅及女士们，预备将献身于中国的传教士发到中国。这时，他特地跑到苏格兰，为一个叫曹雅直（Goerge Stott）的同工安排出国事宜。

曹雅直，苏格兰的亚伯丁郡（Aberdeen）人。他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就教导他如何干农活。但是，19岁的时候，他在路上滑倒，膝盖撞在了一块石头上。这个小小的意外，使他的脚进入白色肿胀。两年之后，他就被迫截掉左腿。就这样，他无助地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的时间。也就在这个痛苦的时期里，神的恩典临到他并拯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他从无助和被漠视的情况下从耶稣基督得到了神无比的爱。曹雅直身体痊愈之后，连续几年在一间学校里教书，直到他第一次从一位准备去中国的朋友的口中得知中国的迫切需要。　在接受宣教工作的过程中，戴德生很坚决地证明信心已经很突出地表现在曹雅直的特性之中。不过，那时是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愿意差派一位独脚教士到宣教前线去的。日后，他很感激戴德生，因为他愿意冒这个没人敢冒的险。当有人问曹雅直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这位独脚教士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约翰（J.W.Stevenson）夫妇一同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中国宁波。

到达中国之后，曹雅直在宁波逗留了十八个月，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1867年11月他来到温州——一个充满庙宇和偶像的地方。一到温州，当地人都以敌视他。

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和同伴蔡文才先生（Mr.Jackson）生活在一间客栈里。当地人都惧怕他们，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房间租给一种可恶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多方地谈判，最终还是不能租下房子。后来，当地有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人因为自己陷在鸦片毒瘾和赌博中无法自拔，从而愿意提供一间房子给曹雅直。曹雅直因为要掩人耳目就安静且快速地搬进了新家。

但是第二天，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当地愤怒的人群聚集门前，强迫曹雅直搬出去。他们杂砸烂了曹家的大门，在房间里大肆破坏。曹雅直随即出来站在众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个跛足的人，如果我想从你们当中跑走，我做不到；但你们若是想杀死我，则轻而易举，不过你们会引来麻烦；如果你们现在赶紧离开，你们就会发现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管怎样，我来了，就已经准备留下来了。”他们被他的安静的神情、有力的语言而震慑，强着面子再扔了几块石头，然后分散和平地离开了。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曹雅直就立刻尝试开办一所男童学校。他以供应午餐为饵，劝说他们每天出席学校的学习。开始的时候，有不少的孩子参加，从表面上看，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一天，曹雅直来到学校，在学校里他只见到老师在里面，学生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问老师事情的原因，老师告诉他，有一个消息正在社会上流传，说他诱骗孩子在学校里，目的是要挖他们的心肝用来制造药物。家长们都不愿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么可怕的危险人物。从那时开始，也没有一个有学识的人来参与该项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曹雅直被迫单独面对。在如此危险和不安之中，他的信心也差点随着消失贻尽。

从1867年11月进入到达温州以后，曹雅直超过两年的时间，他独自工作；并且超过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一张英国人的脸；而且听不到一个英文单词。因为直到1870年2月去接Grace（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为止，他没有离开温州一晚。

在那段时间里，他创立了他的男童寄膳寄宿学校，共有12个男孩。不过，那时整个城市才两个人正式受洗入教。可惜的是，几年后，他们也提出后悔受洗了。

在曹雅直于1869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可见，他这两年的工作确实使筋疲力竭。他说：“在我家里有十二个男孩，小学校长，我的私人教师，两个佣人以及一个老洗衣妇。如果按我的意愿来管理他们，那是可以的，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我日常时间安排的清单。早上六点起床，灵修、祷告并吃早餐。早餐之后，我在学校里有一个短讲，然后祷告。接着，就是检查和供给家里的需要，如买米、菜、鱼以及柴火；针、纽扣、鞋子等等；尺寸、数量、以及它们的质量，都要作好决断。去市场购买完了之后，我就要去做自己的研究，并预备礼拜天的讲章和事务，或者去接待一些重要的来宾，然后寻找一切的机会向他讲解真神、罪恶以及救恩。晚餐后，我继续自己的研究、接待来宾、或者带上一些福音小册子去乡村寻找机会为耶稣基督传道。因为我还是不敢公然地冒险在大街上传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跑到学校之外，我就必须为孩子们而忙碌不停或尽量不让他们胡闹直到晚饭时间（在黄昏之后）。晚饭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娱乐，如背诵一些故事，或者展示图片，还有一些音乐直到祷告时间。当一些朋友加入，大家有能力时就诵读经文，接着有短讲，然后以祷告结束。接着是孩子们提问的时间，我总是尝试展开他们的理解力，一旦发现思想开小差，就帮助他们安静下来。我的身体很好，这里的天气对我来说特别合适；有时我的灵性很好，但有时又会陷入低谷，甚至想到面前许多事和人的困难，甚至包括我自己的。若你没有尝试过连续两年或更久的时间把自己拴在同一件事情上，你就不能明白我的处境。从这里到最近的宣教点需要八天时间。然而，要是有人给我机会去选择自己今天的处境，我只能说‘温州’，纵使我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我不愿改变，。”

曹雅直先生婚后第二天，就决定即刻回温州投入事奉。他们租到一只帆船，准备用三、四天的时间到达温州。当他们的船只刚出宁波的时候，就只能找到安全的地方靠岸。因为海岸线有许多海盗出没，若没有舰队的掩护，是绝对不敢继续前往的。曹氏夫妇就在宁波和温州的途中滞留了九天时间。仅仅150海里的行程，他们最终花了十四天时间。

据曹师母的第一印象认为温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里四面环山，并有美丽的江河。当她进入温州的海岸线时，感觉自己回到了古老的苏格兰。那时的温州并未开放，直到七年之后，贸易船只才获准进入温州水域。

到达温州那天，在台州传教的蔡文才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在曹雅直去上海的时候，一直代替曹雅直的工作。当曹雅直回来之后，他就立即回到了自己的事奉工场。

曹师母初到温州时，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全城的人都将她当成异类，所到之处都有无数围观的人。因为她是他们所见过的第一个外国女人。以致她都不敢轻易冒险出门。好一段时间，曹师母只得坐在轿子里出门。不过，每次出门，挑夫们都会被那些好奇的人拦住不能前往，等到他们看好了之后，才得放行。

1870年的中国充满了磨难，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天津教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曹氏夫妇陷入一种可怕的境遇。有一次，在城市的告示牌上贴了一则关于他们的事。写着说：天津教案中，所有外国人都已经被杀或被驱逐。因为他们诱拐并杀害儿童，挖了他们的眼睛、心脏及肝脏，用来制造药物。同样的恶行也发生在这个城市里。这样，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曹师母都不敢再冒险出门，因为曹雅直经常在外面被石头砸。连续几天，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他们家搜寻证据。有人问小学生，在哪里失去儿童。若他回答说：那些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谎言时，他们就认为他是因为吃了外国人的药而不愿意讲。

曹雅直一度感觉情况很令人不安，他觉得若只有自己一人，就会更勇敢地面对，但如今他以其他人负有责任。一天，他与师母商量，是否可以离开一段时间，等情况安定了再回来。但是师母却不愿离开，她担心离开后，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宁愿自己信靠主而留在这里。师母的话令曹雅直很安慰，就这样，他们在神的怜悯之中，经历了这场风暴。

曹雅直在1870年9月写给一位挚友的信中说：“自从我写了前信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些令人鼓舞（安慰）的境况。其中之一是当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将要彻底失败的时候，由于天津教案，我们被卷入麻烦之中而不能出来。然而有一位邻县的男人来见我。他告诉我，自己曾与一位我们这里的成员一起。他从那人听到耶稣基督、神创造天地、神差儿子为罪人死的故事。他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祷告，求神赦免并拯救他们。他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义和他的救赎恩典。另外有三、四位也相信了。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但这个人——一个小商贩，他连续几天在这里，参加我们晚上的敬拜。现在大个子已离开，继续他的生意。另外，男童中有两位也相信了真理，他们的意志成长了，并且他们很了解圣经。主经常以这些鼓励我们，即使处在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显示了应许的时刻已经来到，庄稼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