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炳钧，别号仲刚，出生于1905年，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以“英美预算制度”的硕士论文结业，获硕士学位；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L.Rogers，并经导师引荐加入威尔逊学会，以“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的博士论文结业，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曾炳钧（1905-1994），别号仲刚，祖籍四川泸县，三岁丧父，家境趋紧。先生奋发向上，于1926年进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为清华政治学系第一级毕业同学；并于1934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为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同学，赴美学习研究经济及政治学，先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以“英美预算制度”的硕士论文结业，获硕士学位；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L.Rogers，并经导师引荐加入威尔逊学会，以“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的博士论文结业，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1年先生学成之时，正值山河破碎之时，东瀛疯狂轰炸我国重庆。先生毅然放弃在美国供职机会，接受地下党委托，作为中方唯一代表，押运挪威货船S.S.Gunny号，将一船新型战斗机带回祖国。至解放前，先生历任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学报》编辑、北京大学兼任教授。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生于书桌之前，亦热忱于国家时事。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先生与冯友兰等人发起组织了“济案后援会”，后发展成为“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1947年，先生与金克木、韩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学潮的看法》，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谋求统一；并且被推选担任教授善后委员会主席，营救参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学生。

解放后，先生被调入北京政法学院，与吴恩裕教授、戴克光教授、严景耀教授（雷洁琼先生之夫）并称“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1954年分配至国家与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6年担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主任，全程参加彼时集体编写讲义。先生重视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1966年赴广西参加过四清运动。在历次运动中，先生虽受到批判，但仍傲然而立，坚守信仰。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建，先生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虽早已过古稀之年，先生仍事必躬亲，严格治学。

先生笔耕不辍，著有时评、论文以及译著多篇，并不时参加演讲。建国前，先生曾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学术与政治》（1942年）；在英文中国年鉴上发表论文《中国战时的工业和商业管制》（1943年）；在《经济建设季刊》上发表书评《评罗滨汉斯教授的经济计划与国际经济》（1943年）；1943－1944年在武汉大学发表过演讲“宪政与图强”、“二十年后的中国”。此外先生还著有《魏玛宪政时期德国的经济复兴》、《英国的财务管理：预算控制》（英文）、《在放任主义与全盘社会主义计划之间》（英文）、《评柯尔的经济政策未来十年展望》《评拉斯基的美国的民主》等专论和书评。建国后，先生亦著述甚丰，如主编《中国法制史》，翻译《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当代政治理论等，并于“运动”期间发表时评多篇.

我的父亲曾炳钧如今已离去十一年了，然而他的形象反而随岁月流逝而愈加清晰起来。

父亲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教授，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大学里度过的。他三岁丧父，家境并不宽裕，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在经济上除得到他的老家四川泸县的学业补贴外，每天下午4至6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书出纳处的助学工作以及翻译、写稿的酬劳就是生活来源。所以，直到毕业时，他还欠学校学费、伙食费二百余元，至1934年才还清。1929年大学毕业后 他到社会调查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曾与陶孟和

父亲生于1905年，在几近一个世纪中亲历了中国从国弱民贫到屹立于世界之林 的巨大变化。因此，像许多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他早就已经将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一个学者，而首先他是一个爱国者。1941年他在美国修完学业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寇疯狂轰炸我国重庆。出于抗战爱国的民族感情，父亲放弃了在美国供职的机会，接受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签下生死状，作为唯一的中国押运员乘挪威货船 S.S.Gunny号（挪威与纳粹德国是交战国），从纽约取道大西洋经非洲好望角辗转航 行两个多月至仰光，将一船美国供应中国的新型战斗机押运回国。

金克木、韩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学潮的看法》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谋求统一。同年，六月一日武汉大学发生军警特务千余 人包围学校，抓捕师生数十人、开枪打死学生三人、打伤多人的血腥惨案，校园笼 罩白色恐怖。父亲闻噩耗立即赶赴现场，在当日的教授会议上极力主张罢教，向社会呼吁营救师生。几日后他被推选担任教授善后委员会主席，发表正义宣言，声明罢教，要求严惩凶手，营救受迫害的教授和学生，反对军警进驻学校。解放后1952 年父亲被调到北京政法学院，1954年分配至国家与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6年担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当时集体编写讲义的全过程。他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是北京政法学院建立后公开印行的第一部教科书。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

父亲的一生与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承受过国家危亡的苦难，经历过坎坷 劫难，但向往民主进步追求真理却终生不贰。在中国政法大学，他度过学术生涯的 后半生。在他去世时，在他的存折上仅有三千元人民币，除了满屋的书籍外，再没 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他的人格品行却作为法大人丰厚 财富的一部分将永远被珍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