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作品。这是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全文通篇对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很有特色。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1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3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4，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5。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7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8，君子八元、八恺9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10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1，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12曰：“纣有臣亿万，惟13亿万心；周14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15以兴。后汉献帝时16，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7，目18为党人。及黄巾贼起19，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20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1，及昭宗时22，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3。”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24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5。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26，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7！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北宋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写给高若讷一封信，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若讷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范仲淹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力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在庆历四年（1044）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因弹劾政敌夏竦、吕夷简等人，曾遭遇政敌的朋友圈子的恶意攻击，被政敌指责为在朝廷拉帮结派搞朋党，因而也曾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欧阳修故而愤笔写就这篇文章，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小人无党，君子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直接提出观点，认为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先说有两种“朋党”，即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说明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这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