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嘉（1905-1989.12.28），字蓉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无锡县东北塘乡塘头镇樊七桥朱巷。他15岁那中父亲去世，家庭经济陷于困境，无力继续升学。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进江阴励实中学读书。他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了2900多部地方志，这堪称是《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姐妹作。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国内学者不了解其底蕴，朱士嘉著作的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24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在该校参加了禹贡学会，开始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地方志研究的文章。大学毕业后，考取同校硕士研究生，于1932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兼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

谭其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现璠等及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邀请顾(颉刚)先生、陈垣、邓之诚

该书于1935年出版，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具书，实用价值极高，引起了国内史地学界的重视，也引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注意。该馆东方部主任于1939年邀请他赴美。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3年内遍览馆内东方部特藏之一的中国地方志。

在这期间，他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展览会，发现该馆藏有大量有关华工的档案。3年内，他利用业余时间，复制了大约1000多页有关中美关系的档案胶卷。这是研究近代中美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后来他全部携带回国，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1942年9月，朱士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在由他任主编的该校中国留学生刊物《新潮》上，大量报道了美国档案馆所藏中美档案的情况。这时正值国内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治上腐败无能，朱士嘉利用这一刊物也作了大量报道，帮助海外留学生了解国内政治情况。

1946年7月至12月，朱土嘉进美国档案馆学习档案管理法。这时他已获博士学位。他在学习其间，仍注意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摸集，同时搜集“美档”所藏有关欧洲各国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他在这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回国后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翌年，他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系之聘，任该校副教授。在研究生的帮助下，又搜集、整理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300多卷。这时，他参加了美国远东学会、美国地方志学会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

1948年，他积多年研究心得而撰写的论文：《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在远东学会年会上宣读，颇得好评，与会者一致认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文后来发表在《美国远东季刊》上。1950年春天，他在西雅图结识了国际著名记者路易．斯特朗，他从路易．斯特朗那边了解到了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又在路易．斯特朗的热情鼓励下，在周鲠生、陈翰笙等著名学者的召唤下，毅然决然辞去了华盛顿大学的优厚职位，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年他刚45岁，精力充沛，学有成就，是人生的最佳时期。

1950年9月，朱士嘉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当时出任该校党委书记的是一位为鲁迅在一封公开信里痛加批评的人，对知识分子执行“左”的政策，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档案学和方志的建设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朱士嘉的专长自然难有机会发挥。3年后，他在李达校长的支持下，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这期间，他虽参与编写历史资料的工作，但以他的专长来衡量，似乎并不相称。

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他未能免于劫难，被抛出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道，只能在图书馆中从事一般技术性的工作。从1958中到1960中之间，换了3个地方。 但即使在逆境之中，他也没有放弃本职工作，一面修订《中国地方志综录》，一面校补张国淦遗稿《中国方志考》。为此他自费赴南北各地调查，获得很多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上，革新体例，充实内容，编写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了8000多部地方志。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理组利用它在各地图书馆找到了大量天文资料，编写成《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两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朱士嘉已年届古稀。但新的历史时代，为他迎来了“晚晴”的暮年，使他得以如刘禹锡所说的“将有为补跟蹉跎”。他的专长有了“用武之地”。1980年4月8日，胡乔本在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国家有个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1981年7月25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正式成立。在这次大会上，各省市代表一致要求，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

1983年9月9日，经批准同意恢复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朱士嘉,被推为协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指导小组成员。自此以后，全国有17个省和自治区，84个城市和1070个县，先后建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参与修志工作的人，组成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出观了“盛世修志”的空前盛况，朱士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这一工作。他一方面看到一支庞大的修志队伍都是新手，需要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素养；另一方面也看到社会主义时代编修地方志，无论是观点和方法，还是体例结构等，都不能照抄旧的地方志，必需予以革新，但也不能割断传统；因此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和旧方志的关系，必然是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他针对这一类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整理研究地方志刍议》《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浅说》《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等，都是属于普及地方志知识的重要文章，对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指明了方志在历史文献中的价值和作用，也指出了方志在反映社会制度、礼俗习常、民生利弊，有它为五史所不能及的优势。方志在这些方面，委曲隐微，莫不具载。另外，《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编修地方志的经验之作。行文条例清晰，议论精辟。对于历史上有关地方志性质的争论，有他自己的见解，在地方志学史上应有他的地位。

编修地方志

他对家乡编修地方志的工作，也十分关怀，经常来信指导和提供资料。对明清两代所修的几种无锡县志，也有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既指出它们的优点，也指出它们的不足。要求参与修志的同志从中学习，发挥其所长，弥补其不足。1987年l1月25日至28日，他曾亲自来无锡市、县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工作，并询问无锡市、县地方志编修的进展情况。

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

1979年，朱士嘉经湖北省政府批准，被任命为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同年，又被推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89年12月28日病逝于武昌寓所。终年84岁。

注：①黄现璠撰《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 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7月初版

《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