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1931年2月—2020年4月8日），汉族，籍贯四川西充，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31年2月，朱大渭出生。

1957年，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9月，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77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1991年，正式退休。

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20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朱大渭从事通史以及专门史研究，曾围绕50余次大型战争论述了各个政权政治、经济、国防、军制、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特别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指挥正误等与军事相关的诸问题。从晋到隋特定的历史客观条件出发，揭示军事史所包含的内涵和特征，并由此去把握这个时期军事史的整体状况和规律，从而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军事史长河中此阶段军事发展的特殊轨迹。

朱大渭另一类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专论。其中纵观汉唐历史发展的全局，对其间的文化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总结出带有本质认识的四大基本特征，即自觉趋向型、开放融合型、宗教鬼神崇拜型、区域文化型。论证了由于胡床的外来、佛教徒珈跌坐和垂脚小床的流传，加之中国国内各民族大融合、玄学兴起对礼教的抨击、文化思想上的开放融合浪潮，以及汉末以后中国国内外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从而唤起的人们精神上的某种觉醒，故由商周两汉汉人的跪坐，发展为唐末汉人普遍的垂脚高坐。汉人跪坐礼俗彻底改变后形成丰富多彩的居室文化，证明我们的祖先是在沿着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改进创新传统文化的轨道前进。朱大渭洞察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演变，考辨科技史，分析研究军事史，考证考察十六国南北朝复杂的民族问题，展现了六朝史上的一个个历史画面。

在长期的中国史研究实践中，朱大渭以求索和升华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对当前史学研究理论指导进行了分析，回顾了辩证唯物史观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实践，提出辩证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史学观。朱大渭指出在辩证唯物史观中国化治史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只能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和引领，绝不能把它视为封闭僵化的真理，用它去套中国历史，或者削足适履地剪裁中国历史去比附唯物史观理论或其中个别观点。第二，发挥史家的创新精神。在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除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外，还时刻关注国际史学潮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形势发展，以便于不断地调整新史学的研究方向和扩六史学实体的新领域，从而提高中外史学交流和史学社会致用的价值功能。同时，还应当注意在研究内容上以史学为中心的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成果的信息化、使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实体更具有时代精神。

截至2020年4月，朱大渭共发表“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北魏末军户制的衰落”“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关于研究学风问题，朱大渭的观点是：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总体说来，其核心要求是刻苦勤奋、诚实严道、求真创新，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学风包涵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而不追求个人名利，做人、治学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前者属于一种思想境界，后者是一种实干精神。

朱大渭讲授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史文献学”“魏晋南北朝史名著选读”等。

朱大渭指导培养的学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等。

“朱大渭一心向公，襟怀坦荡，为研究所学科建设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评）

“朱大渭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评）

“朱大渭为推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事业的发展，为中古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许昌学院学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