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早观（1903年12月30日—1955年8月20日），原名昭观，号丹波，苗族，沱江镇人。16岁考入贵州讲武学堂，不满学堂当局，毅然离去，浪迹于越南、昆明等地。1920年，在粤军四支队敢死队工作，后升任粤军第二师参谋。次年返回家乡，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部任少校参谋。1922年，再赴广东，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积极参与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干部团长、中央直辖独立第三师旅长、师参谋长等职。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朱早观又返回风鹰，在陈渠珍下任湘西十三县自治筹备会副主任、三十四师驻长沙办事处副处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主动与朱德、彭德怀和林伯渠等通信。1937年8月，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为总部高级参议兼总部随营千部学校军事教员。次年3月，经干部学校政委陈明、校长书国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随同王震的三五九旅南下。1945—1948年间，先后担任湘鄂赣边区军区参谋长兼边区党委统战部长、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原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中共中原局统战部副部长以及西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49年6月，朱早观以少数民族(苗族)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五局局长，1950年元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1955年8月20日，因患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不甘承袭 另辟蹊径

朱早观，原名朱昭观，”字丹波，苗族，1903年12月30日生于凤凰县（现沱江镇）。父名瑜林，曾任绿营千总。兄弟五人，早观排行第一。亲生母亲不久谢世，由继母苏氏抚养成人。

辛亥革命前夕朱昭观刚好七岁、发蒙进了私垫，读《三字经》、《百家姓》;继而读“四书”、 “五经”。天资虽不十分聪慧，可对书本中的语句意义喜欢发问质疑，因而学到不少知识。1915年，朱昭观进入凤凰县立高小读书，14岁改文学武，获家里同意，1919年，16岁时便投考贵州讲武学校。

朱昭观进了讲武学校，立志勤学苦练，有朝一日可精忠报国，光宗耀祖，名留丹青.他性格开朗;‘情感豪放，出言吐语，开门见山。一次，学校出了考试题目《军中无共和》。他执笔沉思，感到赖以定国的武装怎能与建立的统治机构的立国主张不对劲儿呢?军队应向何处去? 于 是，朱昭观秉笔直书:“国既共和矣，军中言无，岂不怪哉?”这为文破题的首句，使学校当局部分人象挨了当头一棒，声色俱厉，跳了起来:“朱昭观思想不纯!”“必须对朱昭观严加惩处!”而朱昭观也不想再留在此校，他要把“学生”的帽子丢掉，另有所谋，远走高飞。

朱昭观远走云南，到了昆明。在蔡锷、唐继尧部下的父兄辈让他去法国留学，他乘车出了镇南关(后名睦南关)在越南河内等处住了些日子。漫步红河之滨，身处异邦，眷恋故国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又绕道回往香港，决心不再受师道尊严、说一不二的课堂约束。昭观的父辈曾去函示知，嘱人劝谕他回县继承祖辈的“百总”、“守备”禄位。他认为，祖辈流传下来的绿营千总禄位，到他父亲朱瑜林时就该结束了，他应当是“掛印封金”才是，便毅然写了《陈情表》，不愿就位。

朱昭观身居香港，思绪万干，他年轻的心，在经受着热l血的冲击。他漫步沙滩，眼见横冲直撞的外国船只，运祸(货)而来，载利而去，他徒步街头，目睹乘车坐轿的外国洋人欺行霸市，花天酒地。朱昭观数次忍尤可忍，欲以武力报复，多经友人劝阳，自己也觉察到“拔剑而起，挺身面斗，此不足为勇也”。根本间题是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洋人，把割去的国土夺回来，应该象林则徐那样，特别是清朝时定游三总兵抗英卫国中的郑国鸿(凤凰人)，与英国侵略军血战六天六夜，最后以身殉国。想到这些，朱昭观胸中燃起了爱国爱民的烈火。其时，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他加入到这场民主革命活动，并在粤军四支队敢死队工作，嗣后改允粤军二师参谋。

何意百炼钢 化为绕指柔

1921年，湖南正在闹“联省自治”，由出凤丹手中接管湘西军政大权的陈渠珍，为大军阀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建立“独立王国”所倾倒，故而在湘西仿效阎氏苦心经营起来。朱昭观接到陈渠珍的书信，字里行问充满了夸赞之辞。陈又派去巧舌如簧的说客，给朱昭观耳朵塞进不少封官许愿的甜言蜜语，年届18岁的朱昭观，经这一诱惑，初衷欲发，回到家乡凤凰。

朱昭观在家里住了两天，即起程去保靖会见陈渠珍，陈马，上给朱一个湘西巡防军统领少校参谋的头衔，并劝朱再去湖南陆军讲武堂为其资格镀一层金。

朱昭观学习归来，正逢陈渠珍为“保境息民”加大措施。陈首先对其所辖各县拥有武装的匪首和豪绅进行招抚，买账的给予高官厚禄，仍驻防原地维护治安;不接受招抚者，则派重兵清剿，严厉镇压。为了创建“联省自治”，扩大地盘，陈委派朱昭观配合黔军进入川东，但失意而还。后又派朱昭观前往慈利，对地方武装朱际凯部进行招抚、收编。朱昭观自己也非常乐意前往，经为前次请缨人川未成现在这把火应该比“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烧得更旺。朱昭观随便收拾一下，仅带几个随从就动身了。

朱际凯看到朱昭观一副“单刀赴会”的架势，一时摸不透来者真相，只得厚礼相待以察动静。第二天为其接风，不过比“鸿门宴”有过之而无不及。朱昭观虽然才20岁，毕竟走南闯北，阅历较多，加上秉性刚强，哪里把一群啸聚山林的乡里光棍放在眼里。他谈笑自如，长篇大论，几盅白酒，神情激荡，语气咄咄逼人。

朱际凯本来对自治就另有他谋，这次招抚收编的见面礼又如此菲薄，招抚者“乳臭未干”却俨如顶头上司驾临，现在说话又如此生硬，朱际凯怎能忍气吞声、老实就范。酒席筵前你三斧头，他两凿子，来者不是，答者有余，酒席碗盏被掀翻一地，场面急转直下，剑拔弩张。

“把朱昭观抓出去枪毙!”朱际凯暴跳如雷。

众寡悬殊太大，几个随从被解除了武装，朱昭观被几个粗壮匪兵捆绑出去，斥贵怒骂声不绝。慈利城外，一阵枪响，朱昭观倒在血泊之中......

当晚二更过后，朱昭观苏醒过来，他头痛晕旋，口腔干渴，慢慢把身子支撑起来，趁着淡淡月色，向一座就近的茅舍挪身前进。当他走到柴扉边用力扣门时却又瘫倒了。

“水......讨碗水......喝。”朱昭观有气无力地说。屋内象是有人在对话，听到呼声，对话停止了，一会儿，走出两个人来，把朱昭观扶进屋里，随手把门栓上。恫汕灯下，看出是一对老人家。他俩对朱的问话不多，语调低沉。女的端来一盆温水，让昭观洗去脸上的血污;男的打开一个布口袋，里面是些初略加工了的草草根根，看来是个与人为善的草药匠。他用一些药水把朱的头上伤口洗净，敷上药粉，用布条包扎，感叹地说:“你左边脑门受了一枪，头骨损伤不大，只晶失血过多。他们没填第二枪，以为你死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伯娘端来碗茶水，轻声地祝福。两老人商量如何把明观藏起来养伤，唱观一再推辞， 说此地不能久留。老人们权衡利弊，也不深作挽留，给了些干粮，草药，一再嘱附他沿澧水河而上，可到陈统领的辖地。

第二天下午，朱昭观以惊人的毅力终于回到所属部队。上峰、战友、亲戚都来探望这位铁打钢铸传奇似的人物。他心潮澎湃，有时懒得迎逢。他对“ 自治运动”不再寄予多大希望、他认清了地方军阀的劣根性。

朱昭观回到家乡，父辈给他娶了一门亲，想缠住他不冉出门闯荡江湖，然而，枪伤未愈，他又踏上征途了。1924年，朱昭观重返广东，经林伯渠介绍，与湖南醴陵来的李明灏一起，第二次参加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程潜所主持的军政部讲武堂教官，李明灏任该校教务长。其时，朱昭观还担任攻鄂军总司令部主任副官、东征第三纵队主任参谋。嗣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军部于部团长、中央直辖独立三师旅长、师参谋长等职。朱在讲武学校当教官时，对《孙子》13篇记忆得一字不漏。讲授时言文对照，又穿 插些历史战争小故事， 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在实地操练时，也大多能相机运用。朱昭观还向学员讲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建国方略》等,”还真有点儒将风度哩!

1925年到1927年初，朱昭观在国民革命军中不仅给官兵讲课、训练，还参加北伐，冲锋陷阵， 顽强勇敢，第六军军长程潜与政治部主任林伯榘多次表彰过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大肆屠杀其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搜捕、杀戮。朱昭观面临如此险境，随即潜回凤凰苗乡。

外患内乱 走向光明

以“朱昭观到京津一带流浪，北伐队伍里容不了他，窃取领导权的蒋介石正在通缉他，朱德、贺龙、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岗山，他却错过了时机。阎锡山率兵进入北京，当了京津卫戍司令，东北易帜，张学良也倾向南京政府而成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然而并不国泰民安，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蒋介石用30万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接着扶植成立了“满洲国”，更激起有血气的中国人奋起反击。朱昭观耳闻目睹，怒火中烧;他两手空空，行囊偏偏，形单影只......难道真的就报国无门、无用武之地了吗?

由于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身体的宿疾未愈，朱昭观不得不再次回到湘西。他静坐下来，作一番心理上的调理，他感到这些年来对统治势力的反抗，是带着民族正义感的，但“汗马功劳”的后面，却掺进了一些私心杂念。少年时代的“不甘承袭，另辟蹊径”就是含有“太平缸——备而不用” 的防线因素，然而那时的朱昭观仅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是林伯渠、朱德，彭德怀等人的言行感染了他，使他理解了革命的真正含义。朱昭观千方百计与朱德、林伯渠等同志取得联系，把自己极想归依革命，不知能否容纳他参加的顾虑说出来。几经周折，他终于秘密地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信中诚恳地指出:“中国革命事业，任何弱小无知都可以来干。若要民族翻身，不致再遭受压迫，必须朝着共产党这条道路走。”其时幸逢“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因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南北往来比以前方便多了。朱昭观日夜兼程，奔赴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指挥指示的地方——太行山区。

1937年10月，朱早观(现在他正式改用这个名字)到达了目的地。他参加了八路军，被委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兼任总部随营干部学校军事教员。在该军三大主力部队建立敌后根据地，以及日军六路围攻晋东南终被击败等战斗中，朱早观都曾随军行动，作出了贡献。朱总司令与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认为，早观对革命事业具有决心，行动真诚，初战尽力，影响较好，故而指示总部随营学校的陈明政委及校长韦国清，要积极培养早观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 朱早观光荣地参加了党组织，他抗日热情更为高涨，革命的行动更为坚强。

1938年5月，中央组织部调朱早观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兼军事教员与安塞地方工作队队长。

次年初因总部电令，朱早观又被调回抗日前方工作。于3月份赴太行山总部，任十八集团军干部教育科副科长，兼办参谋训练班工作。1940 年又改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兼任干部训练大队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技术的训练，不久，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的《反对党八股》，以及6月8日的《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等报告、文件，他都亲身学习和领会。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使一向羁绊不严的朱早观如孙大圣进了八卦炉，烧得很有些不自在，但终究使他得到锻炼，获益不小。他认识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较客观地分析了自己:“我在封建废墟上逃跑出来，虽然脑子不敢说十分清醒，但对革命的道理也略懂得一点，可是眼光仍囿于旧民主主义范围。其行为还是属于个人占有欲所支配。因此，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与小资产阶级盲目冲动的想法相当浓重.”在总结自己参加整风运，动后的体会时写道:“由于思想方法有错误，认识真理不足，其中夹杂有个人打算，虽然磨炼多年，毕竟是依然故我。”朱早观参加革命队伍后，给自己定的标准是高的严的。他没有参加万里长征，但他愿意从此迈开第一步。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发动了为打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不久，郑州陷落、洛阳失守、长沙大火、衡阳遭灾。解放区战场发动了对日寇局部反攻。该年10月，中央军委调朱早观随同王震的三五九旅南下，任支队参谋长兼军政委员。他万里远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方面要对付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另方面还要深人敌后打击日伪武装。1946年随中原部队北返，获“第二次长征”赞誉。旋即又随贺龙走马西北军区，朱早观入伍10年，工作调动，战斗频繁。但他下定决心:“什么工作都做，做不了的就学。”因而获得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戴。

心力交瘁 伏案而终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蒋介石却密令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停战协定》签订后，“南下支队调回延安，朱早观再随贺龙同志奔向西北军区，在这一段时间,他先后担任湘鄂赣边区军区参谋长兼边区党委统战部长、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原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都长、中共中原局统战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翌年'3月13日，延安遭到狂轰滥炸，国民党胡宗南等部队23才余人向陕北解放区进攻，西北人民解放军以敌众我寡的弱势保卫延安;”朱早观所在部队重创进犯之敌、不久，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其中央军委为适应战略决战形势,命令全军整编，西兆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朱早观仍在此部任职。1949年6月，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大西北地区。

1949年6月15日，朱早观以苗族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参与起草建国大纲，讨论建国大业。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朱早观被选为第一届委员。

建国后，朱阜观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五局局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职位高了，权力大了,但处优而不养尊,有权而不谋私。朱早观以自己的言行编写着人生历史，“从文到武，从武到文”。客观环境造就了他在待人处世方面比较地露锋芒，比较地有棱角而且有话直说，直来直去，不怎么会遮掩自己:他在生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容易被人“抓得住”。他经常告诚自己，“定国艰难，安邦不易。我倾慕革命，知道创基立业工作是个艰苦过程。所以，我平生不敢沾染成癖的不良嗜好，更警惕走上腐化坠落的道路。我始终保持着自食其力的常人生活。”

1955年8月20日中午，朱早观正在赶写一份会议报告，他让警卫人员电话告知家里他要加班加点，而后又叫警卫人员离开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办公室去休息。由子心脏病复发，心脏血液流动不畅，尔后形成阻滞并向心肌梗塞恶化;他奋笔疾书,想赢得时间。然而，文稿终难完成，心脏跳动越来越慢，状案而终，时年52岁。他战斗一生，直至以身殉职。朱早观逝世后被追认为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退出国民党，被迫返湘，在湘西陈渠珍部任职，并继续与共产党人保持书信联系。1937年，受彭德怀函召，于七七事变后赴延安，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兼总部随营干部学校军事教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赴抗日前线，任太行区十八集团军干部教育科副科长，主持总部参谋训练班工作。1940年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兼干部训练大队长。1944年，任南下支队参谋长和军政委员会委员，协助王震指挥南下征战，为在湖南、江西、广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45年3月，成立湘鄂赣边军区，任军区参谋长，兼边区党委统战部长及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0月成立中原军区，任军区参谋长兼敌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原局统战部副部长。1946年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1949年6月，以苗族代表身份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五局局长。1950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1954年11月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

1955年8月20日中午12时，在北京病逝，终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