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1924年-1994年11月22日），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1953年进入外交部，历任亚洲司边界处处长、专员，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等职。

朱青，1924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英文翻译。上海解放后担任市长陈毅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历任亚洲司边界处处长、专员，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等职。

1945年11月间，朱青随华中根据地人员北撤到山东，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工作。

1946年3月1日，根据中央指示，为迎晤三人军事小组，朱青做为翻译随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新四军及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等，搭乘军调小组雷克上校的飞机，于当日下午飞抵济南，至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住处下榻。

1948年底，济南解放后不久，朱青随大众日报社进驻济南，参加了对济南旧新闻事业方面的接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青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兼市长办公室副主任。

1953年朱青调至外交部后，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处副处长参加了朝鲜板门店谈判。中印边界战争前后，她被称为边界问题专家，她领导的边界处完成了大量繁重复杂的调查研究与文书工作。她还具体主管中巴、中尼、中阿的边界谈判。

1981年至1984年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女总领事。

1984年至1987年她的丈夫田进任中国驻瑞士大使，她随丈夫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任参赞。

1994年11月8日，她在出席一次外交活动时突发脑溢血倒下，多次抢救无效，于22日不幸去世，享年70岁。

父亲朱少屏是抗日外交九烈士之一，早年与柳亚子等诗人共创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是柳亚子、于右任的挚友；他也是一位报人，一生创办了很多报纸。受于右任邀请，他协助其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等。

朱青出身在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父亲朱少屏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馆的领事。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马尼拉，强迫中国总领馆敦促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和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府，还要求总领馆组织华侨为日本当局筹集巨额捐款。中国总领馆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一一严词拒绝，8名外交官没有一人屈从。日军恼羞成怒，把他们抓起来施以酷刑，最后集体杀害。

当朱青还没有从父亲被日军杀害的悲愤中平静下来的时候，她的一位女同学又遭日军异常残忍的杀害。朱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毅然放下书本，离开上海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朱青参加新四军后曾在山东担任新华社地方分社记者，如有外国记者到山东新四军根据地采访，她还担任英文翻译。

1949年5月，朱青跟随陈毅南下进驻上海，在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上，坐在陈毅市长右边作记录的女秘书就是朱青。

朱青在外交部一直管南亚事务，对中国和印度的边界事务投入尤深。

1962年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这前前后后的过程中，中印双方进行了频繁交涉，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舌战，抗议、反抗议和相互驳斥，多次出现过白热化的“照会战”。朱青领导的边界处官员完成了大量繁重复杂的调查研究与文书工作。每项工作都有极大的难度，都要十分谨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地图示意线条，都要依据大量古今中外的地图反复研究、比较后准确标出。对印军入侵的地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准确标示。一些关键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少许位移都要认真仔细处理。起草照会稿一遍又一遍，措词要恰如其分，同时又要及时出手，不容耽误。经常是在半夜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外交部灯火通明，边界处官员彻夜奋战。具体领导这些工作的朱青更是日夜紧张工作，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印关系也出现了缓和与转机，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印度。中印关系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这时，已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的朱青又投入了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朱青是黄华外长访问印度时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访问，两国外长达成协议，恢复两国就边界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会谈。朱青为起草会谈方案、组建会谈班子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一切大体安排就绪以后，朱青于同年秋季去日内瓦任总领事。

在瑞士，朱青先是担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后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参赞，有时候则以田进大使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无论是总领事还是大使夫人，她做得都很出色。

在日内瓦当总领事的时候，朱青同许多著名华侨华人有联系，同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日内瓦著名的乐队指挥陈亮声等都有深交。在她离开日内瓦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以后，也一直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韩素音每次从洛桑到伯尔尼办事都要到中国大使馆看望朱青，而朱青总要让韩素音享受一次“回家”的感觉：用一碗三鲜馄饨和两根春卷，或者是酒酿汤圆等韩素音爱吃的江浙名吃招待她。

离开日内瓦到伯尔尼中国大使馆，朱青虽然是参赞，分管领事工作，但更多的是以大使夫人身份辅佐大使工作。她对“大使夫人”这一角色有独到的理解，认为“大使夫人不代表一种任命，不是外交职衔，但在外交场合有许多工作可做，有时还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青配合田进大使的工作不仅是锦上添花，有时还做了一些大使不宜做和不容易做的事情。中国同韩国和以色列都是在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韩关系开始松动，双方官员在外交场合有了一些悄悄的微妙接触。在这方面，大使夫人们尤为积极活跃，她们没有官方身份却在传递着官方信息。在一次招待会上，从来没有单独接触过的韩国大使夫人见到朱青又是拥抱又是贴脸，作出关系亲近的表现。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其夫人，任何细小的动作都会引人注意。而我们当时既不能冷落韩国人的热情，也要考虑朝鲜朋友的感受。朱青还遇到以色列大使夫人和南非大使夫人在外交场合向她作出的类似表现，她都根据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作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传递出了恰如其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