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李中简（1721——1781）字廉衣，号文园，河北省任丘市长丰镇西郝村人。

李中简 （1721——1781），字廉衣，一字子敬，号文园。 河北省任丘市长丰镇西郝村人。

李中简 先生是清代乾隆时期享誉文坛的文学家，诗人。他以精湛的诗文造诣，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诗风、文风，在清代文坛地位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文章“宏深肃括。诗歌纯古深微。”其诗文如实记录了当时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内容上至朝廷政要，下至黎庶百姓，以及山河名胜，地方史志等，涉及十分广泛。他自二十八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侍直内庭，以至任咸安宫学总裁，九次历任乡试，会试主考官、分校官，两次任提督学政等职。一生从事于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选拔了大批的俊才彦士，受到了清代名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一：李中简生平及时代背景

李中简先生出生于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家族中不乏仕宦功名中人。其高祖李魁春乃明朝增广生，河间府名绅，举‘乡饮正宾’，卒后如任丘乡贤祠，著有“家训”一文传世。曾祖李天叙，明拔贡，清初诏举贤良，诏任陕西平凉府通判，有；“抚敌歼寇”之功，封奉直大夫，崇祀乡贤。从伯祖李陶清顺治进士，授沔县知县，以父老未赴，崇祠乡贤。叔祖李仪古，顺治进士，历任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宏文院）检讨，编修，修撰，国子监祭酒等职，著有《尚友山房文集》，《纶音汇记》。祖父李仪古，廪贡生，选临城教谕。父李楫，字虚斋，国子太学生，候选县丞，他们的事迹均载于《畿辅通志》，《任丘县志》。

李中简先生幼时聪颖好学，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教育，其伯兄李中理对他家教甚严，他又博闻强记，收益良多。他12岁补博士弟子员，以聪慧颖异受到顺天府学政钱陈群的赏识。钱对其多有教诲和提携，在钱陈群的推荐下入保定莲池书院，遂得良好进修机会，学业大进。乾隆九年，乡试中举，名列乡魁。在保定举行的一次观风试中，他的文章以刚劲俊秀而受到称赞，被取为超等第一。直隶学署以其品学兼优，特奖送他一方书有‘一省伟人’的匾额，悬挂于李氏宗祠的过厅上。可惜在1943年日寇侵占华北期间，李氏宗祠与此匾均被焚毁于侵略者燃起的战火之中。

乾隆十三年，（1748）28岁的李中简考取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未久，因父母相继去世，在家守制6年。乾隆20年，守孝期满，赴京授职编修。继而升咸安宫学总裁，后典试山东任主考，入直上书房，擢升侍讲学士。24年出任云南省提督学政，三年任满归京，仍入直上书房。33年，35年，分别典试湖南，湖北，任主考。36年春，任恩科会试分校官，次年出任山东省提督学政。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率农民造反起义，因为王伦是他当年任山东主考官时取中的举人而受到牵连。接连被贬黜三次。但乾隆皇帝“念他平生谨慎依然赏给编修，仍命入直内廷………”乾隆四十二年，因病乞退，归隐在北京右安门内南榺草堂（旧名道士园）。从此杜门著述，潜心治学，四年后，病故于故籍任丘西郝村，年六十岁。

二；文学成就

李中简先生是清代有名的“瀛州七子”之一。所谓瀛州，是古人对于明清时直隶河间府一带地区的称谓，其区域包括河间，保定，任丘，献县等。清乾隆年间北方文坛活跃着七位祖籍这一方的文人，他们是；边连宝，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戈涛，纪昀。由于他们关系密切，互相以诗文唱和，且各有风格，骈佳臻美，故有‘瀛州七子’之称。当时著名的诗坛大老钱陈群对‘瀛州七子’非常器重，曾在，《怀瀛州七子》诗和序中，表达了他不仅认可七子的地位，而且对七子尊敬有加，反映出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序中说“瀛海舟次，寄怀边征君连宝，刘太守炳，戈编修岱，李编修中简，边检讨继祖，戈庶常涛，纪孝廉昀，七人皆河间郡人”诗云；“七栽衡文地，星旌指近畿。非予树桃李，此郡本芳菲。诸子骧皇路，边生隐少微。偶然成出处，终见受恩晖。圣主怜衰病，劳人暂息归。一从叨祖席，且自赋初衣。镜识吟诗瘦，心知得道肥。有时成独赏，握手已先违。大雅谁当继，由来见者稀。相期各努力，聊以答依依。”

七子之一的李中简，在诗文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他自幼做诗，早年得到诗坛巨擘钱陈群的点拨，又与沈阳戴遂堂先生讲论诗法，并不断与诗友切磋

深得写作要领。在诗论方面尊崇汉唐及宋代的诗歌传统，论者说他“于诗五古宗汉魏，盛唐，七古专学大苏”。可见他并不拘守汉魏，或者抱残唐宋，而是放眼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整体。所以在谈到李中简的诗文时，有人把他和当时的文坛儒宗朱筠，朱硅，纪昀等人相提并论，称“先生在词馆与同里笥河兄弟及纪

晓岚大宗伯齐名，相切摩一时，文誉冠冕海内”。这个评价是中肯而又切实的李中简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文赋，他的诗歌不仅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且诗风纯古深微，用典博恰，格调清新，不拘一格。他的诗作既有气势磅礴的豪迈跌宕之风，又有深远真性的流露。既有对祖国山河佳胜的赞美，又有对穷民贫妇的伤咏。有的诗借咏风月以言志，有的诗因赋花草而抒情。或怀古，或吟今，或登高，或眺远，诗无不在，把诗情与物景有机的融为一体展示了诗人的博大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李中简的诗文以“词洁而义宏，气充而理达”的特点与风格，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为文人学士所崇尚，甚至被奉为楷模。其时的名士陆耀称赞说；“吾丘李廉衣先生，早负盛名，自其登第之日，闱牍一出，传诵艺林，…….世人望之如祥麟威凤攀溯无从……凡应奉酬赠诸作，亦既和声鸣盛，为高冈之凤。乃于滇，于楚，于齐鲁，皇华隰原，历志土风，令人如身游其境而目击其状信乎，其工于词矣。至如咏怀古风诸什，温柔敦厚，原本敦厚，益叹先生志趣之正与学养之粹。”

李中简生逢乾隆盛世，不免要为朝廷和皇帝作些歌功颂德之类的诗文和酬答诗友的应景之作。但他在这些诗文中尽量充实积极的内容，曲折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在乾隆五十岁寿诞时，李写了一篇“万寿无疆颂”在称颂君王的“大孝，勤政，睿文，圣武……”等所谓九大功德的同时，也含蓄的向皇帝进行了以民为本，守业非易，厉行躬俭的规谏，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纳蒸黎于寿域，德协无为；跻庶类于春台，民知有庆。协千灵之景运，昭万世之宏休……思艰于易，无醉间乎暑雨祁寒；图匮于丰，普照于穷檐部屋。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且夫在肇造经纶之日，则创业为艰；当丕承佑启之年，守成非易。故前人沐雨栉风之业，既昭示乎来兹；而继体觐光扬列之勤，倍求祥于始事……为兆民惜物力，为百尔励官常。皆谅亲上之同心，未许媚兹之自献。乃有播播黄发，终惠林泉…”这些言辞，都是针对朝廷时弊进行的规谏，是居安思危的警告，对当时的清朝来说，可谓苦口良药，可惜其时的皇帝和多数官员大都沉溺在太平盛世的自我陶醉中，没有人理会他所发出的清醒不谐之音。对此，清代学者孙星衍说：“先生之文宏深肃括，穆然有扶世翼教之深心。…….”

李中简的诗文著作保存下来的有《嘉树山房文集》8卷，计文121篇。《嘉树山房诗集》18卷，计诗歌1200余首。他的诗文集在嘉庆六年经李学颖整理，刻板梓印行世，此书被清朝学者阮元收入到《四库未收书辑刊》中，题其名为《李文园先生全集》。这些著作是李中简一生的辉煌成就，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总之李中简对诗歌造诣精深，既吸取了古代诗歌的精华，又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在当时的诗坛上独领风骚。乾隆朝的词曲学家董元度如此评价他的诗：“汇群言之精液，唱大雅之宗风。陶铸三唐，超轶两宋，根诸至性，蔚为高华。钱沈凋谢，主持一代诗坛，非公奚属……。

三：为官清廉正直 体恤百姓

李中简自步入仕途，在朝内外担任过多种职务，既在朝中当过编修，起居注官，侍讲学士等皇帝身边的近臣，又外放数省，出任地方学政，乡试主考官。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他时时以践履圣人之道的真儒自勖，以良能，良知的任意道德为圭臬，一生正直为人，不肯贪图官位而去柔奸媚世。他在《清音亭记》一文中写道：“人之居官也，一日在位，则一日不敢苟…….吾以适吾事焉，久暂非所论也…….。”纪昀曾有一首《怀李中简》诗，是如此赞许他的：“廉衣振高节，神龙谁得控。傲物本无心，真气自淳重。别我日已疏，昨宵犹入梦。古道良足惜，一官非所重。”

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裁蔡新叹服的说：“先生（指李中简）庞眉伟干，风度疑如。自侍内廷，持节枋文，服官中外数十年，事上接下，一以诚信，生平未尝有疾言遽色。凡见先生者，无论识与不识靡不肃然起敬。与人言，容色甚霁，款曲道故。而自诣先生欲有所陈者，微探意指嗫嚅终席，终不敢吐而去……。”人们之所以对他肃然起敬，表示钦佩，全在于他以廉洁自守，严于律已所体现出的一身正气。

李中简多年为官，主要精力用于政事，公务，闲暇之时则沉湎于读书和赋文的快乐之中，而对生活享乐则不甚追求，始终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就居处而言，简朴的令人感叹，居官多年竟未置自己的房产，曾和任国子监丞的伯兄李中理一起在崇文门外清华寺街，租了一所民宅居住。后来乾隆帝知道了他的清廉之状敕赐园宅一处，登州知府赵怀玉感慨赋诗“就屋屡愁生计短，赐园犹忆主恩宽。”既是说的此事。在晚年退隐之后，曾与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生活的窘迫情形，信中说：“简行年六十，进取之意颓如，数年来徒以伯兄在官，兄弟相守，今孑然侨居旅食，自非长久计，欲归家则家无数椽，守株触藩，莫喻此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一生廉洁，不蓄私产，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此外，他的清廉还体现在他对于家族子弟的教育方面。嗣子李学颖在任职浙江常山县知县时，曾为当地的茶商书写牌匾，商家送他四十两润笔银，学颖因惦记二老在京清寒，将此银让人捎回，以尽侍亲之道，李中简兄弟二人甚不以为然，断然封银责子，命其将银退还商家，并回书告戒说：“汝以此金寄吾，吾非唯不喜，且倍加惊惧不安耳。”惟恐自己的子弟因一念之差而渐入受贿之途，堕为贪官污吏，落个上负国恩，下辱祖宗的罪名。

李中简深度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自身恪守清正廉洁的操行，而又遵循先圣“爱民恤民”的古训，对黎民百姓备加关怀，时时深入民间访问疾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民以帮助，这些动人情节在他写的诗文中有生动的体现。如他看到京南地区因闹水灾，农民和村妇在泥土中种麦，写了“试淤”二诗。山东闹灾荒，写了“悯农”诗。在云南任学政时，为井盐工们写诗题照，伸述了他们的困苦之状……，这些诗句，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有相通之处。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如此关怀，体恤穷苦百姓，确实难能可贵。

四：勤助教育事业 为国育才

李中简以读书治学发达，深悉文教事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并为之不遗余力地多方筹划，以使学馆更加完善，为国家培育更多的人才。他在担任云南省提督学政时，发现各学馆中可供学子们阅读的书籍甚少，除了四书五经外，很少见到其他书籍。为了丰富教学内容，给学子们提供更多知识，以开阔其眼界。他秉烛伏案，夜以继日，尽自己平生所学，为学子们撰成带有工具书性质的《行录》二书，为学子指点迷津。复又摘选了司马迁，贾谊，韩愈等自西汉以来，直至明朝从祀孔庙的诸位先贤论著，以充实阅读内容，使学生们从比较单一的经书中走出来，把视野移向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诸如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个方面。

李中简历来主张讲求实学，专尚实学，摒斥那些浮靡无用，华而不实的八股文，为了端正学风，为云南诸生撰写了《训士学行略序》一文，阐明正确的为学之道，殷殷开导，用意深远。在他看来，“明体达用，学行纯美”是办学宗旨，他殷切希望学生皆能照此原则进修，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正所谓“修之家则为良士，献之廷则为良臣。大展其所学，则为良公卿岳牧，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人心风俗……。”这些论述深刻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教育的真精神，至今读来仍然不乏其现实意义。出于加强云南的文教事业和推行实学的考虑，李中简不止于言讲，且付诸身行。他每月按时到全省各地巡察，跋山涉水不惮劳苦。督饬各馆学，义学教习严课学生，了解诸生的学习情况，为防止教习敷衍学业，败坏学风，误人子弟，他又撰写了《饬诸生月课文》，颁发各馆，义学，敦促学官，教习认真履行教职。更为可贵的是，他以教育家的敏锐目光，洞悉云南馆学和考试两项中存在许多弊端。积极思考革除旧弊，创立新法，并以负责的精神，大胆向朝廷进言，表现出可贵的革新精神和为民请命的精神。乾隆二十六年，他接连给乾隆帝上了三道奏疏，请求在教育方面革故鼎新，在朝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道奏疏都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并施行。

李中简一生，凡一充总裁，三充主考，五充乡，会试分校官，两任提督学政。先后为国家培育，选拔了大批人才，取得了突出的业绩。经他手为朝廷取进士四十八名，取举人一百七十九名皆一时知名饱学之士，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录取的秀才更是多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五：关于李中简先生的历史定位

旧时称受人遵祟，堪为师表的八为宗师。《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宗师仲尼”。明代称提学道，清代称提督学政为宗师。从人品道德上讲，李中简为官清廉正直，宠辱不惊，受人尊崇。从文学成就上讲，他的遗著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给后人留下了宏富的文化遗产，且诗文并茂，冠冕海内。从学术职位上讲，他一充总裁，两任提督学政，九次分别任乡，会试主考，分校官，不辞辛劳为国育才选材取的显著成就，堪为师表，诚可称之为“一代宗师”

余虽有钧沉史料，为先生立传之夙志，然迟迟未敢动笔。植丙戌岁孟春，族侄根祥自北京来任丘，见族兄百善，忠宣，胞兄伯琳 并余，力倡厥事。盍簪计议，遂使驽马强作负重之行。余自知学识菲薄，不足以传先生。有感于先生业绩，汩没堙沦二百余年之久。遂斗胆弄斧，竭驽钝之愚诚。乃遍于梓里周咨族老，以至京津，搜史谱之遗，实口碑之传，而资是编。

“史法曰记传，曰编年，二者名为一体。马班之书有年表，后汉以降，或缺之，先儒每以为憾。则记传中未始无编年之例，后世大夫取其意为年谱，殆与列传相为表里。自晋以后，或撰家记，或撰序训，或撰家世编，用以扬先人潜德伟业，补邑志之缺遗，备史官之采择。此固子孙之用心也。且古人殁而不可忘，则为之立传，年谱之作，其亦由此意。”（清。张若桂）

此书仿效前人冯梦龙，蔡元放之《东周列国志》笔法，于每章节之首，弁以联句，使读者观其章目，而知其内容。依先生之年谱，次第叙述。书中资料源于《中国通史》，《任丘县志》，《李氏族谱》，《嘉树山房文集》等书，及部分咨访的实之传说。为避其枯燥堆砌之弊，使之有可读性，于史料首尾穿插情景描述，及浅释，评论之句。虽属浅陋，然不敢睽其情，谬其意。文虽陋，然余析理居正，唯秉素心以对世人而报之于先生也。

近世文风大变，弄笔者多以荒诞淫博，奇邪不经之作，做为刺激村俗性情之商品，迎合时势。以子虚乌有强加于先贤，借先贤之名，而行兜售牟利之实。余性素迂，未敢苟合，矧更不敢哗众取宠以污先生英灵。

关于传记文学的写作，前人早有论述；记一人或一事之始末，网罗文献，周咨博访，实地考察，访问故老。“积学以储宝，研阅以穷照”（刘勰。文心雕龙），把书面材料跟实地访问结合起来。“网络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先生之遗著丰矣，简牍往来繁矣，仅部分摘选，断以句读。若悉采先生诗文原本或附标诸有关之作，则此书属于史料汇编，而不成其为传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