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虎，男，毕业院校为西安美术学院，1977年生，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纪录片导演。

李军虎大三时曾拍摄纪录片《范坤》在凤凰卫视播出。

2006年，李军虎拍摄完成了15部感人至深的纪录片。其作品《千里寻母》，分别荣获中国最高政府奖——“2006年中国十佳纪录片”、中国影视学院提名奖，并入围法国飞帕电视节。

2006年2月，他跟踪拍摄了四年之久的纪录片《生于1977》获得第28届东京影像节优秀作品奖。2006年举行的中国（广州）纪录片大会上，他的作品《城》获得中国制作人奖。

东方早报：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李军虎：我是在新疆长大的，我父亲是空军的机械师。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望子成龙吧。他们本来想让我学音乐，因为我妈是个音乐老师。手风琴、管风琴，什么都试过，但都没学成。那时作为孩子的我，比较善于逃跑（大笑），部队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骨子里都比较叛逆。我拍的片子都会给我父母看，刚开始看，父亲会说，这老爷子真不错。等到第二部、第三部，他就会说，呀，怎么都是这种呢？以后不要给我看了！所以，他们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应该抛开学术、理论，把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是最基本的。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好看。

东方早报：是不是去农村支教的那段生活对你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李军虎：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学过电影，从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当了美术老师。那个时候大环境的标准是，第一选择中专，第二选择才是大学。因为中专毕了业，国家就能给分配个好工作，比如铁路、公交公司啥的，都是铁饭碗。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现在在开火车。

至于农村支教，不瞒你说，不是我情愿的，那时候被鼓励去了偏远山区教书，谁去谁涨两级工资。要是平时，涨两级工资，最起码得在城市小学熬上四五年，所以我们都被激励着去了，很兴奋。我现在还有同学在兵马俑坐落的那个地方当老师。从西安到山里有50多公里，没有像样的山路，去的时候太兴奋了，待了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太苦。农村没有专职美术老师，你必须得带班，又是班主任又是管理员。一个老师除了音乐，什么都得管。可是再牛的人去了那儿，就都完蛋了。那儿的孩子太好了，他们会咣咣地敲你房门，你一开门，他们手里捧着全是吃的。这种最淳朴的东西，会把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揪住不放。这些对我后来有很大帮助。

其实我拍的这群人是最好拍的，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马上和你交朋友。不像城里人，要对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判断。比如我到一个学生家里，他给我炒鸡蛋，一下给我炒50个鸡蛋，我赶紧说，你炒5个我都吃不完，他们说，这是打碎的鸡蛋，他们也要吃。他们不刻意，全都是很自然的流露。后来我还是逃跑了，因为我出生在城市，受不了那样的苦，也觉得这种苦是我解决不了的，我也不愿意再回过头去强调或粉饰那段支教的经历，我比较直，我愿意直视我拍纪录片以来走下的任何脚印，但我不愿意的是以高歌猛进的方式。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还花那么长时间关注农民工？你的系列纪录片《我是谁——农民工子女调查》还跟踪拍摄了8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状态。

李军虎：一方面我也很现实，我认为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因为农民工占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要永远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实际上能够解决中国一个大问题。

东方早报：你其实拍的不是农民工，更像是拍两代人的关系，他们和时代的关系。

李军虎：你说得特别对，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是农民，任何一个中国人往上翻三代，肯定是农民。西方社会总拿农民问题揪住我们不放，但是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真相。这并不一定是某种狭义上的主观判断，往往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我关心的不是农村本身，也不是城市本身，我更关心的是城乡之间的互动、人在其间的心理变化。我以前学摄影，在观念上有一个视觉积累，基本上用画面叙事，而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是，好的纪录片应该点燃观众心里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一部片子就能解决存在的问题。

东方早报：除了这些，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军虎：纪录片没有绝对真实，每个导演都想体现自己独特的判断和认识，一点点儿地在向理想中的位置移动。我的纪录片里，如《父亲》是贴着人拍的，就像拍我自己的父母，我很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父母。有些东西我根本就拍不了，比如地震第二天，有人要我去拍，还有钱拿，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我观察事件的方法确定了我不能拍摄那样的题材，我会把自己拍疯了，我受不了冷静观察。我对自己太清楚，我看不了杂技，参加不了葬礼，这些都太残忍了。特别是出现杀鸡、杀狗的镜头，我一看就会崩溃。

东方早报：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成功，80%取决于拍摄对象的选择，你怎样挑选你的人物？

李军虎：《换城》的这两个家庭有我的影子，我随着我的父母去过无数个城市，待过不同的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在修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家共用一个楼道，父母在楼道里做饭，小孩子们就在楼下玩儿。这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年代，所有的片子都有我的记忆在里面。《父亲》里的父亲，是“中国式”的父亲，父亲并不一定要做过多惊天动地的事来体现他的价值。现在我们回想起最牛的父亲是朱自清的《背影》中的“父亲”，那是一个背影，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背影。大家总想找视觉的冲突，我的影片不精彩，但是十年后再来看看，也许又是不同。

东方早报：换句话说，你的片子戏剧冲突不多，但是时代的冲突很明显。

李军虎：对。有的人一部影片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就不行。我曾经拍过那么多不同的人，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一家人、保姆、服务员、通过婚姻来换取城市身份的人，我拍了一个大相册。我也曾经拍过富翁，他在拍卖会拍了一瓶红酒，花了18万元，一上车就给我们开了喝了。我当时说，你怎么能把18万元给喝了？把这钱给我，够我拍一个片子了。他当时还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我待会再送你一瓶。”我后来就不再拍了，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记得我和CNEX合作的一年，我的方案通过了，和其他人一起去报预算。我看大家写的都是30万元，我就报个20万元，后来发现所有人都写的是美元。刚好我报的选题是：“为什么贫穷？”那个老外评审就问我，你很穷吗？为什么别人要30万美元，你只要20万元人民币？我还是回答他，就是拿不到一分钱，我也还是会拍的。这不是喊口号，在拍纪录片这件事儿上，我还真不愿意从理论上、学术上说太多，我只愿意去做，能去做我就特别兴奋。

东方早报：人为什么会贫穷？

李军虎：有的人认为是教育，是大环境，我认为不是。我觉得还是观念。这个观念要好几代人、好的教育背景才能扭转过来。

我去年跟着一个农村女孩拍，到最后，身边聚集了一帮城市里的女孩子，为什么呢？年轻女孩当服务员只能赚1000多元，可是去给人洗脚，当然是正规的，一个月可以赚四五千元，还很轻松。当时有很多城市里的女大学生觉得这个洗脚的工作真的不错，就一直干下去了。她们还会留下客人的电话，一个月有的甚至可以赚1万多元。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子，一个月靠洗脚可以赚8000元到1万元，她的世界观能不乱吗？

东方早报：所以你镜头的价值观是？

李军虎：纪录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秘密”。农民工很容易跟你接触，所以你很容易接触到他们的秘密，纪录片可信度越高、故事越有震撼性，也证明秘密挖掘得很深很完整。但现在很多纪录片作者和拍摄对象的纠纷很严重，原因就是你把他的秘密公布于众了。

回到《父亲》这部片子，之所以把父亲的哭剪掉，就是我为他保守了他脆弱的秘密，为观众留下了他坚强的一面。所以《父亲》的英文名就叫做“勇敢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