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夫（1906-1990），原名郑锡祥，广东中山人。早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附中。1929年到日本留学，于“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回国后，曾先后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1933年夏，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与陈开泰共同主持社联工作，并先后担任“上海社联”常委和党团书记。1937年，任上海临时党委书记。

李凡夫，原名郑锡祥，1906年7月生于广东省中山县濠头乡一个贫苦的华侨工人家庭。1926年至1929年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到日本留学，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毅然回国，一出日本海，就在轮船上召开反日侵略大会上，被推举起草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因发表革命文章，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之后，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

1933年夏，李凡夫在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李凡夫参加上海社联不久，反动市长吴铁城派兵包围暨南大学，逮捕革命学生，李凡夫幸而逃脱魔爪，躲往法租界，转入地下活动。1934年李凡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党团成员。1935年，上海“文总” 、“文委”被敌人破坏，原社联领导人许涤新被敌人抓捕，社联工作由李凡夫和战友陈开泰共同主持，李凡夫先后担任了“上海社联”常委和党团书记职务。

1936年，因斗争需要，“上海社联”改为“上海著作人协会”，成为公开的文化组织，编辑出版《现世界》和《时代论坛》等刊物。李凡夫分别担任《现世界》的编辑和《时代论坛》的主编。

同年4月，中央派冯雪峰来到上海，最初找到鲁迅，又通过鲁迅找到了李凡夫，于1937年初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上海临时党委，参加的成员有胡乔木、王翰 ( 陈延庆)、徐雪寒等，李凡夫被指定任临时党委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李凡夫和一批在白区工作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按中央指示转移到延安。到延安后，李凡夫担任《解放周刊》编辑，兼任抗日军政大学（前身为红军大学）教员。不久，中央决定开办陕北公学, 培养抗战建国干部, 李凡夫又担任了陕北公学教员。当时，李凡夫被公认为两校的“名教授”之一，也被公认是“ 日本问题专家” 。

1938年7月，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设立分校，李凡夫先后担任分校教员、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1939年1月，从延安迁来的陕公总校和分校合并，成立了“中国问题” 、“政治经济学” 、“哲学” 三个教研室，李凡夫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

同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把“ 抗大” 、“ 陕公” 搬到敌后，“陕公” 和“鲁艺” 等校的一部分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 ，李凡夫任副教务长（后改副教育长）。1940年3月，华北联大成立师范部，李凡夫任部长。同年10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李凡夫任副院长。

1941年，李凡夫回延安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2年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经受了遭人诬陷的考验。1943年初至1945年秋，先后担任总政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间，根据中央的指示编写《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在延安出版，解放后又经人民出版社再版。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抗日军政干部，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至1946年4月，李凡夫任中央军委干部队第二大队队长，由延安开赴东北，积极参加了土改、反霸和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1946年5月至1949年6月，任辽吉省委、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党校副校长。1949年随军南下，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49年9月，李凡夫随叶剑英抵达赣州，参加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赣州会议”，奉命起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告广东人民书》和解放、接管广东省的宣传提纲，经叶剑英审批公布。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李凡夫为接管国立中山大学军管代表。广州解放后，李凡夫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和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

1953年秋，李凡夫调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4月，又调任中南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中南局党校改为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任校长兼校党委第一书记；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1958年10月，李凡夫调任安徽省委常委兼调查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如实向上级反映当时浮夸风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危害等问题。1959年，“反右倾”斗争时被撤销领导职务，下放安徽大学当教授。1962年得到平反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4年9月任安徽省副省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林彪的“顶峰论”等谬论，遭到打击迫害，身心受到摧残。粉碎“四人帮”之后，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0年10月16日，李凡夫于北京病逝。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李凡夫和一批在白区工作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按中央指示转移到延安。李凡夫是经中央文化特派员冯雪峰通知, 和胡乔木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陕北的。因当时上海北站的特务多, 他们俩怕被特务盯上,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的真如火车站上车。在他们风尘仆仆抵达延安的第三天, 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接待处亲切地接见了他 们。会见时, 毛主席穿一身朴素的灰色军装, 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并作了热情、诙谐的谈话。从白区来到生气勃勃的革命根据地, 到处是亲人, 李凡夫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几天后, 党中央分配他担任《解放》周刊的编辑, 兼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不久, 中央决定开办陕北公学, 培养抗战建国干部, 李凡夫又担任了“ 陕公” 教员。那时，他被公认是这两校的“ 名教授”之一，也被公认是“ 日本问题专家”。毛主席当时也经常到陕北公学来讲课或作上前线的动员报告。讲完后, 总要到校长成仿吾的办公室休息一下, 同李凡夫、何干之等教员谈谈天。李凡夫在这一段时间经常听毛主席谈各种间题, 感到收益很大。陕北公学在短短两年中培养出了6000多名干部,李凡夫当时虽已是很有名气的学者、教授, 但还是兢兢业业、积极谨慎地工作、尊重教学规律, 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为培养抗日干部作出了贡献。

1940年3月, 华北联大成立师范部, 李凡夫任部长。同年10月, 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 李凡夫任副院长。华北联合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为建国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也包含着李凡夫的一份心血和贡献。

1941年5月, 李凡夫被调回到延安, 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3年, 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李凡夫被错误地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为了澄清事实，推翻诬陷之词，他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引起毛主席的重视。

不久，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及时纠正了错误, 李凡夫得到了正确的审查结论： “他是共产党内一贯的好党员！”使李凡夫深为感动的是, 有一天,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众人的面, 公开承认“ 抢救运动” 搞错了,诚恳地说: “ 我向大家赔个不是。” 并脱帽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以表示道歉。直到多年以后, 李凡夫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深为钦佩地说: “ 毛主席是伟大的, 是实事求是的。”

李凡夫在审干结束后, 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交给他一个任务, 要他写一本《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李凡夫首先收集整理了延安的《解放日报》 和大量的有关材料, 并尽可能地找当时在延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 请他们详细地谈抗战的情况。

他在王家坪访问了朱德,朱总司令在院子里接见他, 介绍了不少八路军抗战的情况。朱总司令谦虚地说: “ 我的贡献不很大, 许多同志把功劳记在我的身上。” 之后, 在杨家岭刘伯承家里，刘伯承拿出用俄文记录的笔记本来，边看边谈作战的经过。不久，他又访问了陈赓同志。陈当时正在午睡，听说李凡夫来了便马上起来，幽默地讲了几句广东话, 然后介绍了前方情况。访问周恩来，那是一次快吃饭的时候了。周恩来不顾开饭, 和蔼地接见他, 认真地向他谈了西安事变的经过, 并指出写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李凡夫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负责，对待同志又是那样的热情、谦虚、平易近人。

这本书写成了，经党中央审查后在延安出版。由于该书史料翔实, 文笔朴素, 情节感人,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全国解放后, 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1966年的初夏，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首先在文化领域烧起。安徽首当其冲，受迫害最早的即是李凡夫了。

5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7月4日,《安徽日报》刊登了《彻底揭露李凡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列举了李凡夫的种种“罪名”、“ 罪证”，而这些所谓的“ 罪证”，恰恰都是李凡夫忠诚地捍卫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真实记录。在林彪等人大肆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现代迷信的迷雾开始弥漫中国上空的时候，李凡夫以共产党人严格的科学态度和极大的勇气，进行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斗争。例如：1966年2月，在审阅《全省半耕半读教育会议报告提纲》初稿时，他划掉了“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一句中的“顶峰” 二字。

李凡夫著作甚多，代表作有《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日本》、《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

“李凡夫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在病中仍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始终关心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关心国内外大事。

李凡夫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社会义新中国的诞生进行忘我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他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好学到老，坦荡立言，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他在病重时曾留下遗嘱：“要教育好子女后代，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举行任何仪式。”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

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青：

“李凡夫同志生活俭朴，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凡夫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善于应用，他在实际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治学和写作的严肃认真态度，以及他对同志、对晚辈的平等、真诚和循循善诱，都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也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梁钊：“凡夫同志那种敢于坚持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勤奋好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而不倦，诲人不厌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