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年（1898～1964年），原名李良康，浙江宁波人。青年时从商，先后供职于宁波、上海。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把“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对联，作为座右铭。为抵制日货，推销国货，在今南京东路福建路口主持组建“九厂国货联合商场”；继又起草筹设中国国货公司计划，于民国22年（1933年）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东海大楼）集资创办“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任副经理、经理达二十年。该公司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为号召，收到了很大效果，不仅使公司营业蒸蒸日上，也带动了不少国货厂商销售了大量的国产商品。民国30年，日军侵人租界后，顶住了日商强要公司销售日货的压力，维护了专营国货的原则。

在经营国货公司的同时，还创办和接办三个工厂，任萃众毛巾厂经理、中国钟厂董事长兼总经理、鸿福袜厂董事长。他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一个企业是否能长期存在的关键”。所生产的钟牌414毛巾、三五牌台钟、狗头牌袜子都是著名的名牌产品。

上海解放后加入民主建国会，1951年当选为黄浦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同年代表上述三厂申请公私合营获准，成为“老合营”的企业。

李康年(1898—1963)，浙江宁波人。他的父亲李国盘是清朝末年秀才。少年时期的李康年，由父亲亲自严格教读，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1913年，进宁波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账。他在任职期间，能锐意改革，采用当时尚属罕见的改良的中式账册记帐。

1921年，李康年进宁波棉业交易所任秘书，任职四年。1925年，经人介绍，到上海在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开始结识方液仙的好友黄炎培、胡厥文、蒉延芳、徐永祚等工商界名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33岁的李康年有志于洗雪国耻，拯救祖国，曾挥毫写下“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的爱国联句。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弱，就非振兴中国的实业不可。“实业救国”是当时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提出的爱国口号，并付诸行动。李康年便提出了集合国货工厂，举办联合商场，谋求推广国货产品销路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方液仙的采纳，并委李康年主其事。

李康年即与国货工厂联系，共有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华生电器厂、鸿兴布厂、华昌钢精（铝制品）厂、中华珐琅(搪瓷)厂、亚浦耳灯泡厂、华福帽子厂等九家参加，组成“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并觅得南京路福建路绮华公司的旧址作为场地，于1932年“九·一八”事件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幕。由于当时群众在爱国思想的激发下，都愿买国货，故生意十分兴隆，营业始终不衰。李康年由此看到了长期固定设置国货销售商场的发展远景，再次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又得到方液仙、李祖范等人的同意和支持，筹集资金10万元，并租得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后改称慈淑大楼，即今东海大楼)的铺面和二楼，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于1933年2月正式开业。它终于得与永安、先施、新新并列为沪上四大公司。

1937年间，在上海生产“狗头牌”纱袜厂的鸿兴袜厂，因经营不善而遇到困难，李康年集资接办，任董事长，经整顿后销路大有起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对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中国国货公司，恨之入骨。有一天，一个日本商人带了两名武装日兵来到中国国货公司进货部寻衅，横蛮地要求推销日货。他们向李康年气势汹汹地问：“你就是李康年吗?我们问你，为什么要歧视日商，敌视皇军？”气焰非常嚣张。李康年神情自若、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家公司在开办时即在章程中规定只售本国货，不销外国货，不但不卖日本货，其他英国货、美国货、法国货都不卖。章程规定如此，所以招牌就叫中国国货公司，不叫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我是代理人，无权做公司章程规定之外的业务。试想贵国也有这么一个专售本国货的商店，不也是一样不能销售外国货吗?”这一席话，说得日商一时语塞，只得对李康年狠狠地瞪了几眼，然后站起来带了两名日兵悻悻离去。李康年理直气壮的爱国行动，受到人们的称赞和传颂。

李康年为了对付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为了坚持拒绝代销日货，在公司三楼辟一密室，约会知友和公司董事等人聚餐，谈论国事，商讨对策，以后规定每星期五聚餐一次，取名星五聚餐会。这个聚餐会，便是抗战胜利后李康年、王性尧等参予其事的扩大为500余人的“星五聚餐会”的前身。

李康年开办的中国国货公司要在名店林立的南京路上竞争取胜，必须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他用激动人心的爱国词语在各大报上刊登广告，并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巨幅标语悬于通衢大道。这样做既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也鼓舞了广大市民的爱国热忱，获得了极大的效果。它除现进畅销国货商品以外，又吸收国货厂商寄售商品，售后付款，并专辟橱窗陈列各种新产品。李康年还严格要求营业人员熟悉本身业务,热情向顾客介绍商品知识，上柜佩戴编号的公司徽章，衣着整洁，礼貌对待顾客。他还特设“九九商场”，将几种小商品搭配成扎，售价为0.99元，即不满一元。其中有的商品虽有亏蚀的，但可搭销一些滞销货，这样就给顾客以国货公司售价低廉的印象，获得人们的好评。李康年还在公司内举办时装展览，吸引顾客前来参观。

后来，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内，又开办了一个规模颇大的饮食部，供应饭菜、酒点，并高薪聘请清宫廷御厨名师指导烹饪技术，售价只求保本。招徕大批食客，餐后顺便在商场浏览，购些日用商品回去。他还送货上门，货到收款，发行礼券，代送婚丧礼仪。李康年在上海小东门及新闸路设两支店外，又在湖南长沙增设分店。李康年在中国国货公司，还首先建立了健全的会计制度，采用复式簿记。

1937年，李康年创办了萃众毛巾厂，自任经理，以外甥林炳纬为副经理。他对林说：“最要注重的是产品质量，杭州张小泉剪刀、胡庆余堂药材等等，都是以质量方面取胜才成名的。一定要为产品树立长期声誉，即所谓‘做出牌子’。宁可在售价方面不妨定得稍高，但质量必须保证。”所以，萃众毛巾厂所产的钟牌414毛巾即以质量取胜。原来钟牌是毛巾的牌名，414不过是毛巾的货号，后来因为毛巾质量好，为人民群众所乐用，就以讹传讹，以为李康年是故意起名414的，是叫大家“试一试”的意思。

为了提高钟牌414毛巾的质量，李康年尽量选用高质量的名牌棉纱，即使逢到优质纱供应青黄不接时，也决不肯降格以求，而宁可向小型纱厂去协商，采用上等棉花定纺、定购。在选用纱支方面，他规定16支纱作经，20支纱作纬，32支纱起毛。像这种毛巾组织是当时一般毛巾所未有的。据李康年说：采用16支纱作经，20支纱作纬，是为了增加毛巾的牢度，但粗纱也有缺点，容易发硬，所以他采用32支纱作起毛之用。这样，就使毛巾既耐用又柔软。

中国钟厂，是李康年在方液仙的支持下，于1947年创办的。他在担任中国钟厂总经理时，聘阮姓工程师设计制造轴芯细、摩擦力小、一次上发条能走15天的“三五牌”挂钟、台钟。这种钟用活摆装置，可以倒顺拨时，虽挂摆歪斜也能照走不停。为此，李康年用了两句广告用语：“挂歪摆歪虽歪不停，倒拨顺拨一拨就准。”反映了三五牌钟的质量和制作精细。因此三五牌钟问世后，博得社会好评，至今在同类产品中还继续保持畅销势头。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各界爱国民主运动趋向高潮，李康年虽自我标榜“不问政治”，但对于中国国货公司中的进步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从事各项活动或出入苏北解放区等事情，李康年也曾给予掩护和资助。

全国解放后，李康年的中国国货公司，经申请批准，于1952年夏停业，职工由政府安排转业。萃众、鸿兴、中国钟厂也经李康年申请，1954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就在这一年，李康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1957年李康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65岁。1977年他的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复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