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钊（1905-1936），又名德昭，字伯明，浙江永嘉人。1917年，考入永嘉岩头高等小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之一。同年，他进入上海大学就读，后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2月回国，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在广州、武汉、南昌等地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1928年在团中央工作，编辑《红旗》杂志。1930年调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工作。1933年在中共中央特科总务部、上海中央局工作。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36年9月牺牲于狱中。

李得钊，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溪口区港头乡李宅村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母亲在其年幼时便因病去世，家庭生活举步维艰。但天资聪颖的李得钊自幼就懂事知礼，深得乡邻喜爱。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庭困难，免费授教，使李得钊得以入学读书，从而踏进接受启蒙教育的门槛。

这个家里贫穷的没有一张桌子，只能用一块祖传的肉砧板钉上四根木棍作为课桌的少年，并未因窘迫的生活记忆消殒自身的积极天性。当同窗的富豪子弟讥笑他时，成熟懂事的李得钊睿智应对：“我不同你们比桌凳和衣着，我是来读书的。”他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中淬炼了坚强的意志，进而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内驱动力。

1916年，李得钊考入永嘉岩头高等小学学习，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得以减免学费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课程设计如同当时一般中学，所不同的是，增加一门圣经科，英语放在首位。最突出的是每日早晚皆作祷告，每人发给祷告文一本，星期日叫礼拜日，每周一次两小时的礼拜，若有牧师来讲道，令全体师生集中在本校大礼堂里，唱赞美诗，听传道，学生中如有态度不严肃者，将受到校长亲自惩戒。尽管学校宗教氛围浓厚，但李得钊勤奋刻苦，充分利用学校的外教资源进行会话锻炼，从而培养了较好的英语语言基础。

此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正席卷全国，李得钊所在的永嘉也出现了一批进步青年传播新思想，谢文锦就是其中一位。在谢文锦的影响下，李得钊有机会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从而使他触及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国家的忧患、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艰困现状，都让他内心深感激愤，一个热血青年迸发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试图以自身拳拳之心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组织——溪山学友会，并和同学金贯真等一起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宣传演出，传播新文化与进步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此间，他写下的部分诗作，如《灯蛾》：“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这些诗句大胆表达了一个渺小个体勇于奉献和反抗黑暗的决心，凸显了他赤诚的救世情怀。

1924年10月，李得钊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浙江全省唯一直属中央领导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成员。当时前往温州一带发展党团组织的谢文锦在考察后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李得钊：“毕业了是督教所办的艺文中学，现就在该校任事，人极诚息可靠，他现在虽码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

投身革命后的李得钊，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上海五册反帝运动的浪潮波及温州时，他不昔失去教职，坚定地领导他所在的艺文中学师生罢教罢课。当友人担忧寻找工作不易时，他表示：“打掉饭碗，也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1925年7月，李得钊与金贯真等人一起离开家乡，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他在这所我党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里，接受着革命的教育和熏陶，晚吸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同年冬，受党派道，他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苏，仅二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于是，他一边继续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利用他姻熟的英语和新学的俄语，负起翻译工作。1927年2月，他受党中央委托，作为第三国际代表的译员，随其返回国内，为东方大学招收了大批学员。

1928年，李得钊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海，回到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上海，参加中央机关工作，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并兼职团中央工作。其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改称军事部，李得钊曾在周恩来任部长的军事部担任秘书。1933年1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上海中央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工作，他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秘书长。

这是充满艰辛的战斗年月，他长期坚持战斗在租界捕房林立，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横行，到处杀气腾腾的色恐怖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承担了极为繁重的秘密工作任务。他挥笔撰文，分别在《列宁青宁多、《红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青年努力的方向。

在他写的《列宁、李卜克内西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一一文中，他介绍说：“列宁指出青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共产主义，但这不是说仅从书上去学得共产主义的知识就够了，最要紧的是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工作连贯起来……青年的终身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李得钊向青年们提出了“青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他责任非常重大，为完成他的责任，他必须团结自已成为严密的组织”的主张。

他在纪念五四爱国运动10周年的《中国学生已住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文中指出：五四以后的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更形巩固了，国民党的卖国媚外比以前北洋军阀更无耻了，豪绅资产阶级对工农民众的剥削更残酷了，青年学生所处的地位一一屠杀、监禁、失学的慌，言论出版之不得自由一一一也更痛苦了。在一切这些情形之下，青年学生应该走那一条道呢？…”他在分析了革命的和反动的两方面学生的情况后，强调徘徊中间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认清人类历史之演变必须结到共产主义，认清现时的反动统治决不能长久，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决然走革命的道路，为中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而斗争。

他在《哈尔滨事变中青年的任务》一文中，要求青年们：“必须认清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必须认清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他在《怎样纪念“五卅”》，中认为“五卅运动的总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纪念五卅，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并没收其在华的企业和银行”、“贯彻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农兵苏维埃的真正民主政权”。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李得钊在执行党的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工农武装的主要任务中，尤其关注着浙南家乡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1930年3月下旬。受命巡视浙南斗争状况的金贯真返回上海，李得钊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工作汇报。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党应当坚决在浙南以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的指示，当年5月，浙南成立编入红军正式序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开展了武装斗争。李得钊从该军筹备到正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与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军长胡公冕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倾注了他的心血。

当金贯真于5月20日不幸被捕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李得钊为失去多年来志同道合的战友深深悲痛。他在《红旗》报上撰文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之前没有悲哀，而只有愤恨，没有流泪的叹惜，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他发誓“血债要血还”！

作为上海中央局秘书长，他既负责接待从各地到上海向中央请示礼报的同。志、义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的党内干部。在险象环生的汇作环境中，李得钊依靠机智沉着，一次次化险为夷，有一次，他拿着夹有党的机密文件的书本走在路上，不料，租界巡捕突然貸布戒严，搜查过往人，情急之中，他卷起书本握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起高举双臂，让巡捕搜遍上下口袋而不露破绽。

在那艰难困苦的斗争年代，周恩来就曾极有远见地提出要搜集和保存党内文件，以“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李得钊十分重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严守党的机密。谨慎周到地布置党内文件档案材料的保管工作，叮嘱有关人员，这是中央的重要文件，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批珍贵史料，生命可以栖牲，文献机密绝不能丢失，后来，这批珍贵的党史资料、历经保管人员多年艰辛，几度易人，直至解放，终于完整尤缺地回到党中央手中。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和秘书长李得钊等人均被逮捕了。化名林志明的李得钊，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在审讯中坚不吐实。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因叛徒的指认而暴露。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屡遭破坏，大批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国民党趁机改变策略，采取鼓励自首和发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收买了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自首投敌，其中就包括李竹声。在这股“打报告”“登记”的趋势中，以往“从不说不字”的李得钊却始终坚定立场。一位浙江籍法官曾以同乡人的名义劝他办个“登记”手续，说这是潮流，李得钊断然拒绝道：“我绝不自首，自首了就对不起自己的朋友！”法官听后，也深深为之动容。

和李得钊一起被捕的还有当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周惠年，她在中央局担任交通员一职。她机智地伪装成目不识丁的无知农村妇女，晃过了敌人的讯问，一周后被无罪释放；却在分娩仅20余天后再次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丈夫李得钊的囚室咫尺之隔。

据当时一起被捕的次子李钊回忆，在敌人的攻势下，母亲周惠年被连番受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眼睛红肿，导致什么都看不清。同狱室的博古夫人张越霞告知她，丈夫李得钊就在对面的囚室。有一天，张越霞看见李得钊，赶紧向其打手势，随后搀扶周惠年走至监牢栏杆前，让李得钊隔窗望一眼孩子的模样，这也成为这对父子弥足珍贵的谋面。尽管当时年幼的李钊尚无记忆和意识，但在成年后从母亲及长辈间的话语中，依稀拼凑成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汇聚成心目中父亲的形象轮廓。同狱的张越霞后来提及此事时告诉李钊：“你父亲看到你，从脸上表情看很激动，也很高兴，又很难过，虽然不远，可就是过不来。”这是革命者隐忍而刚韧的骨肉亲情，但为了追逐心中的理想，为了造福广大人民的无私大爱，他们却只能将这份波澜激荡的情感争取深深埋藏心底，锻造成更为坚定执著的勇气与担当，在革命道路的崎岖坎坷中迎难而上，孜孜不辍。

尽管狱中条件恶劣，李得钊鼓励妻子坚持革命斗志，要做革命的硬骨头。狱警发觉两人的联系，将李得钊调整至别的监室。后来，周惠年在看守所洗尿布时曾看到丈夫，但在这高墙监牢之中，他们二人也无法如正常夫妻般互诉衷肠，甚至没能互相问候，只有相顾无言。不久，周惠年和孩子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此后夫妇二人便再未谋面。

1935年8月，李得钊被判15年徒刑，转押至中央军人监狱。在这座被称作“天牢”的囚笼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监室人数众多，拥挤不堪，伙食是夹杂着沙子的霉米饭和烂菜汤，有时甚至连口水也喝不上。李得钊的身体不断恶化，瘦骨嶙峋的他健康每况愈下。面对幽暗无边的牢狱生活，李得钊也有过彷徨与低潮。他曾写下一首诗《烦闷》，用“利刃”“铁索”等意象作比喻，生动地描述了其当时内心的苦痛：“烦闷是一把利刃，恶狠狠地刺着我的心”，“烦闷是一根铁索，怪痛苦的把我的灵魂儿束缚”；然而，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并未因一时受挫而有所动摇，清醒的理智促使他不在忧郁中继续沉沦，信念的力量又使他心中重新燃起抗争的火焰。他在诗中最后一段写道：“利刃哟！铁索呀！几时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们捉住。然后一起投在烘炉里，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彰显出一位革命者坚强非凡的自制力和誓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狱中，李得钊仍积极关注时事新闻，坚持学习，与难友们互相交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了更多的难友坚持气节，不受国民党的自首政策蛊惑。后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刘顺元曾回忆道：有一次，他趁看守不在，隔着铁窗告诉李得钊，一起被捕的八个人中没有一个自首时，李得钊十分欣慰。李得钊的狱中表现极大地鼓舞了一众难友，甚至使一些普通犯人和法官也萌生敬佩。刘顺元评价道：“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他确实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然而，长期的牢狱生活虽未摧毁李得钊的意志，却使他原本劳累多病的身体饱受摧残，加之肺结核病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的身体更加羸弱不堪。在生命垂危之际，李得钊给父亲寄了一封绝命书。据看到书信的李立敬回忆，信中，李得钊向父亲禀明了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必死决心。但身为儿子的李得钊又联想到老人这一生的悲惨遭遇，内心不禁隐隐阵痛：父亲中年丧偶，含辛茹苦将自己养育成人；如今年岁已老，仍不辞辛劳地抚养自己年幼的孙子，辛勤一生，处境悲惨，为常人所罕见。而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结局，李得钊希望父亲心情开朗，切莫过度悲伤，保重身体。最终，他以乐观昂扬的视角，预言光明来临亦为期不远，望父亲可目睹身受。

1936年9月，因狱医误诊，李得钊过量食用金鸡纳霜而不幸中毒去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年仅31岁。

《灯蛾》和《萤火虫》是李得钊在艺文中学读书时写的两首诗。十六七岁的李得钊，受谢文锦等革命者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他更加深刻地认清了旧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在反动军阀独裁专制下的黑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带来的光明，有如黑夜中的灯火，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他通过歌颂灯蛾和萤火虫，来表达他决心追求光明、冲破黑暗、为真理而奋斗的志向。

《灯蛾》

灯蛾扑火似无成，

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

粉身碎骨向光明。

《萤火虫》

莫道流萤小小虫，

抗暴大胆称英雄，

风风雨雨无所惧，

长此发光黑暗中。

李得钊被判刑后，在狱中天天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里写了一首抒情诗——《烦闷》。在这首诗里，曲折地描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表达了他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利刃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李得钊没有能看到他为之奋斗而终于胜利的那一·天。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中央组织部编制的李得钊烈士档案中明确记载：李得钊“被捕时，任李竹生（声）之中央分局秘书长，与李竹生（声）一道被捕。李等皆叛变，惟他表现很好，判十五年，在监病故。”周恩来在解放后写给李得钊之子的信中说：“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如今，在烈士的故乡温州，在烈士的牺牲地南京雨花台以及浙汇革命烈士纪念馆分别陈列着他的遗像和遗著，人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