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1899-1958）本名蒲咸，改名文会，字敷仁，后以字行。笔名咸贞、护人、富韧、村长、老百姓等，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祖籍陕西蒲城县，咸阳县北杜镇(今咸阳市渭城区北杜乡北杜镇)人。

1917年考取陕西督军陈树藩办的模范营骑兵科。

1918年5月回家侍奉父母，空闲时间读了《聊斋志异》《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大量古典名著，知识大增，文思大进；后又在本村菩萨庙里“坐馆”教小学。

1920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1925年毕业，到驻军何经纬部教导队任文化教员。期间，受邓宝珊副官崔义的影响，读了不少宣传革命的书籍，思想受到启发，离开了何的军队，到咸阳县立高级小学任教，半年后升任校长。他总结了一套实用的初等教学方法，受到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称赞。

1928年8月，经同乡魏西岩介绍，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并负责书报邮件检查。他利用工作之便，看了《唯物史观》《反杜林论》《孙中山全集》等书籍。后升任科长兼《中山日报》总编辑，经常写文章揭露军阀、贪官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他写的社论《反对芳泽来华》，揭露“中日亲善”的假面目，使省政府代主席宋哲元十分气恼，亲自批示“枪决”。后虽经宣传部解释免了“死罪”，但撤了总编辑职务。

1931年于日本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肄业。

1932年起先后任陕西兴国中学、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

1937年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每期都刊登民间曲艺作品，他以老百姓的笔名，经常在边区《解放日报》、《群众日报》上发表曲艺创作曲目。用陕西曲子、陕西快板、陕北练子嘴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1944年主编《民众导报》，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兼青年部长。

1946年5月3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咸阳枪杀未致命，经人抢救脱险并护送到延安。后任延安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西安市第二届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关中歌谣集锦》、《中华民族革命歌》、《老百姓社论集》、《李敷仁诗文选》。

1958年2月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民主同盟中央全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受到欢迎。由于长期艰苦工作，使得他过度劳累。从北京开完会回到西安后，立即住进了医院。2月19日，终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58岁。

1928 年秋, 正在咸阳县立高级小学任校长的李敷仁经同乡魏西岩介绍, 到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和书报邮件检查工作。后升任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总编辑。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 他聘请共产党员何寓础、雷五斋等几位专家名流前去讲课。李敷仁自己主讲社会进化史。他自编讲义, 结合实际教学, 学员们很受教益。李敷仁还利用周会作时事报告, 在号召学生谨守校规的同时, 抨击时弊, 宣传革命, 深受师生欢迎。不久, 他受聘担任教授省立一中、二中和西安市中学等校的公民课, 被进步师生誉为“公民专家”, 同时,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 指为著名的“左混”( 左倾浑蛋分子) 。

1931 年11 月, 杨虎城率军入陕, 赶走了冯玉祥部刘郁芬的势力, 占领西安, 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 李敷仁由杨虎城资助到日本留学。他经上海、横滨到东京, 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毕业后,继续上东亚高等班, 学日本历史。他学习刻苦, 不仅按时学完学校规定的课程, 而且经常阅读共生阁和白杨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 并到校外的街道、工厂、贫民窟去参观调查, 采用中日对比的方法, 研究社会问题。

回到北平后, 李敷仁一面在北京大学听课, 一面翻译日文经济著作, 后因经费缺乏, 生活无着, 又回到陕西。

当时, 有人推荐李敷仁去当国民党的官, 他志在教书, 不在做官。”于是, 从1932 年9 月始, 李敷仁先后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过训育主任、教务主任, 教公民课、国文课及社会进化史课, 一直到1945 年。

李敷仁讲课, 不照本宣科, 人云亦云, 而是搜集各种著作、资料, 研究分析, 融为一体, 编成讲义, 然后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讲授。例如讲社会进化论, 他把日文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罗列塔利亚世界史》、郭沫若的《古代社会》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书, 融会贯通, 编写成通俗讲义, 结合生活, 进行讲授。学生听了感到新鲜、深刻、系统、好记。如在讲《三民主义》时, 他说:“三民主义不能挂着羊头卖狗肉,光用来骗人。讲三民主义, 一定要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讲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也就是说, 要讲新三民主义。在现阶段, 民族主义就是讲反帝, 中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民生主义就是讲土地问题, 讲‘耕者有其田’; 民权主义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人民当了家, 做了主, 国家才能富强, 对外才有力量, 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

李敷仁认为“ 进步书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 所以他到每个学校, 都帮助图书馆购进大量的进步书刊, 并指导学生阅读。1938 年, 国民党加紧思想控制以后, 他仍然秘密向学生介绍《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新哲学大纲》等马列著作和《大众哲学》、《群众》、《解放》、《西北》等革命书刊,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1937 年10 月, 李敷仁在西安师范经何寓础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他更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团结进步教师, 设法保护学生, 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去。

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2年10 月, 国民党派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 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给他半身照片一张、短剑一把。但是, 李敷仁毫不动心, 悄悄地请王炳南带他到中共代表团驻地, 会见了周恩来, 同时他还去拜访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等著名人士, 和他们商谈讨论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等重大问题。

李敷仁为了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千百万群众和敌人作战, 1937 年11 月12 日创办了《老百姓》报。他在刊头语中明确写道,《老百姓》报“宣传抗战, 反对投降, 反帝反封建, 宣扬民主, 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

《老百姓》报是周报, 开始两版, 后扩大为四版。栏目内容丰富, 有社论、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 文体形式多样, 有政论、杂文、快版、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从创刊到1940 年4 月被迫停刊, 共出版了123期, 订户曾突破一万份, 共发行了100 多万份,行销13 个省区, 远销美、英、苏、加、匈、法、瑞等国, 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很受群众欢迎的通俗报纸之一。

1940 年4 月,《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李敷仁悲愤地说“儿子”被掐死了! 但是, 他并不灰心, 不屈服, 而是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 投入到西北地区的民主救亡运动中。1944 年春, 他又冲破重重阻力, 创办了《农村周报》。人们见了, 奔走相告,齐声欢呼:“《老百姓》又复活了! ”

然而,《农村周刊》只出了6 期, 又被绞杀了。李敷仁不屈不挠, 设法再干! 1945 年5 月, 他又走进官办的陕西省民众教育馆, 受聘主编《民众导报》, 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的方式, 使《老百姓》报的革命精神,在这张官办的报纸上复活了。不久, 导报发行到两千份、四千份, 甚至出了万份纪念专号。为了以合法的形式宣传革命, 李敷仁不仅非常注意斗争艺术, 而且每篇重要的稿子都配备有“预备军”, 以便抽掉一篇,即把另一篇编入见报。

为了替老百姓说话、办事, 发展抗日民主运动,李敷仁往往把办报和组织群众斗争结合起来, 内外夹攻。

1945 年春天, 他把对咸阳灾情视而不见的县长刘发钰贪污害民的行为和咸阳人民的要求, 写成稿子, 发表在《民众导报》和《秦风·工商日报》上; 同时印出传单, 要求全县人民推举代表进城告状, 呼吁免粮。

受灾的民众一呼百应, 群情踊跃。刘发钰到处送礼说情, 并且请了一位名律师, 在《秦风·工商日报》上刊登启事, 对李敷仁的文章逐条批驳。斗争激化了。李敷仁走出编辑部, 深入农村调查, 把刘发钰1943 年勒征灾区免征粮麦4000 余石、盗卖壮丁、打死人命等10 多条恶迹, 了解清楚, 并组织群众, 推举代表, 成立了“控诉委员会”, 草拟诉状及反驳启事,连夜派人进城控诉。

在李敷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下, 各界群众组成了反贪官的统一战线。咸阳学生成立了“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 市民、工商业者召开了“咸阳旅省同乡会”, 通过了声援议案。《民众导报》及时报道、宣传, 小学教员、开明士绅、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后来,咸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驱刘大会, 11 个乡中, 有10个乡的乡长前来参加, 甚至连咸阳的三青团头头、国民党骨干、县政府秘书等也来参加。李敷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 在驱刘大会上, 问得刘发钰面红耳赤, 一句话都答不出来。面对铁的事实和广大群众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刘发钰撤职, 并令他退还贪污的赃款和赃粮。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 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极大仇恨。1946 年5 月1 日, 继《秦风·工商日报》被捣毁之后, 李敷仁在去民众教育馆的路上, 突然遭到国民党C.C.特务的绑架。

原来, 4 月30 日这一天, 蒋介石到了西安, 召见了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C.C.特务。此人向蒋介石报告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秦风·工商日报》赤化, 造谣生事,《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西安的激进青年完全抓过去了; 另一件就是共产党准备5 月4 日在西安暴动。这样, 李敷仁被几个戴着墨镜的C.C.特务绑架进了一辆黑色大卧车, 双眼被一条染有血迹的毛巾捆扎着, 几个小时以后, 他被特务拖出汽车, 左右架起, 往一条荒芜的战壕边跑去。

一个特务手提匣子枪, 跟在后边, 走了一截儿,端起枪来, 瞄准李敷仁的脑袋,“叭”地打了一枪。李敷仁顽强地站着, 不肯倒下, 只是本能地把头偏了一下。特务又端起枪来, 瞄准他的后心窝, 打了一枪。他眼前一黑, 倒在了血泊里。匪特们见状驾车走了。

一位农民发现倒在血泊里的人没有死, 忙把他唤醒, 又回村叫来众人搭救。有的想往家里抬, 有的主张向县上送, 各执己见。这时, 大路上来了一辆牛车, 车上坐着一个人, 跳下车来一看, 立刻大喊就是他, 办的《老百姓》报, 办的《民众导报》呀! ”

几句话勾起了人们对《老百姓》报和李敷仁的怀念。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找来一副担架, 天快黑的时候, 把他抬到了北杜村。北杜村的人为了他的安全,自动组织起来, 站岗、放哨, 四处转移; 老人们为他求神问卦, 小伙子们为他东奔西跑, 妇女们为他准备吃喝, 连那些小孩子们也都立誓:“不乱说奓叔( 对李的尊称) 的动静! ”李敷仁没有死。老百姓救活了他, 保护了他。中共党组织派人护送他到了解放区马栏。

中共中央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专程从延安到马栏, 给李敷仁开刀取出子弹, 治疗枪伤。李敷仁在医院对前去访问的记者挥笔疾书:知尔杀人数不清, 焉知民力大无穷。一滴鲜血一抔土, 杜鹃血染麦浪红。

1946年9 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虽然他伤病初愈, 身体不好, 但却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办好延大, 为革命培养干部。他不仅领导学校改革教学方法, 而且亲自给新闻班讲课, 带学生实习, 和教师、学生谈话, 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47 年3 月, 蒋介石、胡宗南调集了20 多万兵力进犯延安。李敷仁率领延大师生坚壁清野, 把粮食和重要物资向后方转送, 把桌凳书籍埋藏起来, 准备撤退。延大撤离延安后, 他虽然身体虚弱, 却不愿骑马、吃小灶, 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 喝菜糊糊。到了驻地, 他尽量多找群众谈话, 了解情况, 并带领学生帮助群众打柴、挑水、打扫院落、收割、锄草, 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严酷的战争中, 李敷仁还组织延大师生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 经常给全校师生作时局分析报告。撤离延安初期, 有些同学对自卫反击战的前景担心, 李敷仁以春秋战国时期齐鲁长勺之战为例, 分析边区自卫反击战的各种条件, 坚定了大家胜利的信心! 他还常拿出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那颗子弹, 向大家讲:“敌人这颗子弹没有杀死我, 却要杀死他们自己, 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

西安解放后, 1949 年6 月25 日, 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 后任校长。由于他能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能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强调解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因而西北民大在不长的时间内, 培养出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1951 年至1958 年的7 年时间里, 李敷仁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和国际活动, 宣传、动员各界人民抗美援朝, 建设祖国, 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加强军民团结, 为繁荣祖国的思想文化, 为发展国内、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李敷仁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1958年4月2日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