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白公馆期间，得到难友
陈然的鼓励，坚持了8个月，但他没经受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又被提审，让他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时，他的防线垮了，选择了叛变求生之路，出卖了大批同志，并参加
军统工作，被授予
上尉军衔。
1950年，被我
公安机关逮捕。据他的叛变
哲学：“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要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参加
特务的工作，就是枪毙。我只有从自己来打算了”，其叛徒嘴脸暴露无遗。
李文祥，原名李太儒，又名李楚康，1922年出生，四川省（今属
重庆市）
巴县长生乡人。他在
巴县中学读初中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9年秋加入
中国共产党，初中毕业后即成为职业革命者。
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他担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先后以重庆大华公司见习生、合作事业管理局会计、迎龙乡小学教师等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至1947年9月，他改任中 共
巴县特支委员，社会职业是巴县长生乡民兴中学训育主任。
1947年10月，他调任中共
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以业余戏剧工作者为掩护，开展党的
秘密活动。由于一时没有找到固定的社会职业，他与妻子熊咏晖在百子巷中 共南（川）涪（陵）工委委员刘渝明（原
巴县特支书记）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搬到
上清寺茶社楼上。李文祥是
刘国定直接领导的区委书记，他于4月11日到百子巷刘渝明家里时，得知了刘国定被捕的消息，双方约定22日上午再次碰头。李文祥十分清楚
刘国定知道自己的住处。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他应该立即转移外地，至少也应该换个住的地方，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既没有及时转移，又没有按时到刘渝明家中赴约，以至于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逮捕。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最初尚能坚守党的
秘密，但是到了1948年底却向敌人乞降叛变，不但出卖了16名中 共地下党员，还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成为又一名十恶不赦的无耻叛徒。
1948年12月22日，坐牢整整八个月的中共
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在狱中叛变了！这使得9月下旬以后，本已松缓下来的特务搜捕破坏行动骤然紧张起来。
李文祥的叛变过程与其他叛徒有所不同，1948年4月22日晚，他与妻子熊咏晖因
刘国定的出卖被特务逮捕后，在酷刑逼供和叛徒
刘国定的劝降中，他经受了考验，坚守了党的
秘密，特务无奈，只好将他囚禁于白公馆监狱。可是，随着囚禁时间的推移和对关押在
渣滓洞的妻子熊咏晖的思念，他的意志逐渐动摇了。当特务用计将李文祥押到
渣滓洞与妻子见面时，他表现的非常脆弱，妻子却很坚强，鼓励他坚定斗争的信念。李文祥回到白公馆的牢房后，不仅没有听进妻子的鼓励，思想反而崩溃了，竟然当着同牢难友
陈然的面悲伤地哭了起来，说什么“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对于李文祥思想上的消沉、动摇、悲伤，同牢房的陈然十分担心，虽然多次与其谈心进行教育帮助，但却未能奏效。特务则发现了李文祥的变化，掌握了他的弱点，定期让他与妻子会面，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面前，特务威胁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会面后，李文祥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绝望地在牢房中自言自语：“他们要杀我了，真的要杀我了！”并表示他要去自首。陈然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怒地说：“你要是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想以自己的生命来制止李文祥的叛变行为。这时，李文祥已不可救药，竟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狡辩：“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他利用放风之机，溜进特务办公室要求“交代问题”。
当
徐远举得到手下特务关于李文祥要“交代问题”的报告后，大喜过望，他立即亲自与李文祥谈话。被李文祥出卖的有：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声（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曾咏曦、程谦谋、曹学惠、周立翔、王为民、刘志俊、杜文博、宋廉嗣、“老伍”等十六人。后来，
徐远举又软硬兼施地进一步把李文祥拉入特务的队伍，授予其上尉军衔。
根据李文祥的口供，
徐远举立即组织特务，并以李文祥为眼线进行大搜捕，又导致了数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何柏梁、程谦谋、“老伍”等三名同志，在1949年11月27日英勇牺牲于
渣滓洞的大屠杀之中——这原本是应该避免的牺牲，因为在李文祥被捕后，他们得到消息后都已迅速转移，可是风声一过，他们见特务没有对自己实施抓捕行动，便认为李文祥没有出卖他们，自己已经安全了，便又回到原来的单位或住处。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彻底的转移，最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