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英（1927年8月~2020年2月12日），女，彝族，云南峨山人，1948年5月参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48年05月在云南省峨山县参加党的地下革命工作，边纵游击队政工队队员；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08月起历任云南省峨山三区副区长兼乡长，区委副书记、书记，峨山县副县长；

1953年04月任四川大凉山云南分工委工作队队长；

1954年10月起历任云南会泽铅锌矿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6年10月任云南省妇联副主任；

1972年04月任云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

1978年01月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兼省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厅党组成员；

1982年01月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5年08月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0年10月离休。

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副主任、主任、第七届主任；第一至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云南）。

2020年2月12日9时17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原书记，离休干部李桂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昆明逝世，享年92岁。李桂英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进京途中坠马受伤

李桂英告诉记者，她接到记者要来采访的电话后，翻看了一些资料和照片，50多年前召开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后的许多事情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我是由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接到通知时，我正在凉山任工作队队长。那时从凉山到昆明没有车，全靠两条腿走。我与另外一位女同志一块走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在半路向老百姓租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我骑马，她骑了一匹骡子。这样又走了十多天。路很险要，金沙江边上，有些地方是悬崖峭壁，骑马不能过，只能徒步走过去，再把马牵过来。我骑的那马从没有出过山区，不但没听过汽车声，连牛车声也没听过。当我们走到了一个稍微平点的地方，有个牛车经过，牛车‘咯吱’一声响，马就惊了。我的脚就套在马镫里，被马拖着跑了很长一段。结果我的脚也扭肿了，手也撞坏了，只好在昭通治疗了几天，最后坐卡车到昆明。那时的卡车是用木炭做燃料，一路上要不停地加水，走一段就没有水了，司机就得去山箐里找水。走走停停，又走了好几天才到了昆明。”

“我们到昆明大约是8月下旬，在昆明云南团的代表集中学习了一个多礼拜。9月初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开会我们坐的是40多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昆明直接飞北京。昆明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有机场了。到了北京离开幕还有10天左右，先组织我们参观、学习。因为是第一次开大会，比现在要多很多程序。那次大会有关的法律议案不是到了正式会议上才审议，提前就组织代表讨论，并让大家提修改意见。”

充分发扬民主的盛会

老人生动的讲述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她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954年的9月15日上午9点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开幕。毛主席，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神采奕奕地走上了主席台。整个会场一下就沸腾起来了，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很长时间，毛主席一直挥手让大家坐下来，大家很长时间才坐下来。毛主席首先出来，然后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主席团的同志才慢慢走上来。大家坐下来后，毛主席主持开幕式。”

“毛主席在致开幕词时讲，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工业现代化和高度文明的国家,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老人完全沉浸在回忆当中，她说,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当年讲这段话的时候，就这样把手一挥。在前面毛主席还讲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毛主席致开幕词的过程中，他每讲一段,大家都热烈鼓掌、欢呼。这一天代表们是最激动、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和五个组织法——国家的四个组织法和一个地方的组织法。周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毛主席原来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无记名投票。当宣布毛主席全票一致通过时，会场上又是一个欢呼的高潮。有很多少数民族代表把头上的包巾、包头拿下来挥舞。周总理也得了全票。总理不叫选举，叫决定。朱德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选为委员长。还选出13位副委员长，都是全票通过的。大会发言将近3天。除了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毛主席致开幕词外，刘少奇作宪法草案的说明外，其他的领导人都在会上发言了。”

“全国人大当时就成立了常委会。我记得65位常委会委员，是鼓掌通过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又通过决定任命9位副总理。全国人大成立了民族、法律等3个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28号，前面还有好多天预备会。那个时候民主发扬得比较充分。”

她总结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有三个标志：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实地确立起来了；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实现了；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跟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

“最难忘的是大家跟毛主席握手那一天。那一天中央领导和全体代表在中南海草坪上合影。我们一到就马上冲了进去，冲得快的就与毛主席握到手了。我在前面与毛主席握了手。我看到有的人的手插进去了，是代表跟代表握了手，还以为跟毛主席握了。这也算是大会当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我记得当时报纸上登了一幅这一场面的照片，一大群代表把手伸向毛主席……” 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摄影师从上面摄下去的。记者以前也看过这张照片，并留下深刻印象。

“那次是我跟毛主席的第二次握手，第一次握手是1951年新年前夕的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举行宴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都去了，也请了我们在北京参加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文艺晚会开始前，6个少数民族代表给毛主席献旗，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第二次是人代会，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我们都数着这是见到毛主席第几次了。每次见到毛主席大家都很高兴。那个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无限地崇敬、热爱。那个年代，不光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包括老百姓都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共产党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时就是这样的。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号召什么，毛主席说什么，一刻不耽误就去干。全国上下都是这样的。”

几张永久珍藏的照片

老人把她多年来珍藏的影集拿给记者看。“这张是我们到北京开会出发以前，8月25日在昆明到照相馆照的相片。前排右边这个是我，左边这个是张惠英，她是个农业劳动模范。到北京开会时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后排几位是工业、农业劳动模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我们喜欢找英雄、劳动模范交谈，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合影留念，还喜欢找英雄的母亲合影。我记得那次我们还和郝建秀一起照了相，和刘胡兰的母亲照了相。是个记者给照的，我没留下照片。这张是我们和黄继光妈妈的合影，到王府井照相馆去照的。前排左边这个是我，中间是黄继光妈妈，右边是张惠英。”

“开一届人代会时，我们云南团有个女代表因为孩子小需要喂奶，就把孩子带来了。开会时由托儿所的保育员把小孩抱走，开完会再把孩子给送回来。记得1957年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时，我的小孩才3个多月，我没带小孩去。我原来打过游击，参加革命时间长，觉得开人民代表大会抱个小孩去不像话。那时我人很瘦，但是我的奶水很多，我就请医生给我打回奶针，回了半个月都回不掉。后来医生建议买一个吸奶器，沿路拿吸奶器吸。那年是最热的一年。到北京没坐飞机，先坐那种烧木炭的汽车，再换火车、渡轮，中途要转几次车才到。我就一路上一直吸奶，一直吸到北京。在北京开完人代会又到青岛开民族工作会。等我回来,孩子都快半岁了。”

全国第一个彝族女副县长

当年李桂英是作为优秀的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出生在滇中峨山的彝族山寨——富良棚。童年是在贫穷山寨、农民备受剥削、妇女没有任何地位的环境中度过的。“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在村子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小学。1945年有幸考入峨山中学，在峨山中学读书期间，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48年11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积极投入了1948年11月17日的峨山武装起义。为里应外合攻打峨山县城，11月15日我和另一个同志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把两支十响枪装在书包里,和放学回城的同学一起沉着机智地通过了国民党常备队严密把守的城门，顺利地把枪送到了城里。11月16日夜里我和3个同志又接受了负责接应攻打西门部队的任务。后因国民党增援部队开进了峨山城,硬攻伤亡太大,地下党组织改变了攻城计划。之后我和另一个同志又接受了把情报送到部队的任务,并按组织安排加入了革命武装队伍，参加武装斗争。”记者从老人身上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腰插土造小手枪、英姿飒爽的女游击队员的风采。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加强，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峨山的富良棚、各雪、甸中等山区形成了游击根据地。为了巩固游击根据地，组织上安排李桂英到她的家乡富良棚开展工作。他们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随后在各村寨公开建立民兵联防组织和秘密贫雇农团。到了1949年上半年，各村寨公开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有的村寨还组织变工队，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贫雇农团也从秘密转向公开，建立村人民政权的条件已基本成熟。“4月初，我们在富良棚的上下寨、街上、塔冲、乐里冲等村寨进行村人民政权建设的试点。由贫雇农团提出3名村长候选人。然后，召开群众大会，以豆子作选票，凡参加大会的男女老少每人发两颗豆票。候选人并排坐在会场中间，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大碗，由群众按自己的意愿把两颗豆子分别放在自己赞成的候选人背后的大碗里，随后当众清数豆子，得到豆子多的为村长，较少的为副村长，最少的为没有当选。试点成功后，这种方法在游击根据地全面推广。”

1949年7月15日，中共富良棚中心区区委会正式成立。8月1日，成立富良棚中心区人民政府，同时中和、谧安、碧云三个乡人民政府相继成立，李桂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副主席兼中和乡人民政府主席。1951年，新中国在九个少数民族聚居县搞民族区域自治试点。作为九个试点县之一的峨山县成为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李桂英成为全国第一个彝族女副县长。

参加肃清国民党残匪解放凉山的战斗

1953年2月24 日，凉山反动头人安曲土，在胡宗南特务团长刘俊辉的支持挑动下，制造了震惊川滇康的黄坪事件。时任峨山彝族自治县副县长的李桂英被抽调参加云南省访问凉山视察团，后留下担任凉山工作队队长。李桂英回忆：“去凉山时，不仅要攀越陡峭的山崖，穿越崎岖的山路，还要与躲藏在暗处沿途向我们打黑枪的国民党残匪进行周旋。当时的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内部等级森严，家支林立，各家支互不隶属，各自拥有大量的枪支弹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一贯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极端仇恨和严重对立。再加上逃窜到凉山的国民党残匪的造谣、挑拨，情况十分复杂。派到瓦岗部落做工作的干部被敌人杀害，彝族群众对解放军和工作队不了解，国民党残匪利用凉山险峻的地理环境负隅顽抗。针对复杂的情况，我们及时调整了工作策略，采取做好事交朋友的办法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逢“街子”天，就很早下到江边，帮助过江来赶街的彝族同胞背小猪、鸡蛋、羊皮等农副产品，一路走一路和他们交谈，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戳穿国民党残匪特务的谣言，调查了解敌情。由于争取到部落首领的支持，1953年6月初的一天拂晓，工作队配合解放军一起抢渡金沙江，在沙马耶戛的带领下进入原始森林，经过艰难的跋涉，在深夜11时到达西古溪部落，并迅速占领了制高点……”李桂英带领工作队不仅深入彝族百姓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彝族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发展生产，还参加了肃清国民党残匪的战斗，为解放凉山作出了贡献。

全国第二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女主任

李桂英在1985年至1993年间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全国第二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女主任。期间，她勤奋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在民主法制建设、执法检查、重大事项的决定和人事任免等工作中积极进行探索，在民族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云南民族立法工作在全国名列前茅，受到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肯定和表扬。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关于禁毒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为了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禁毒方面的法律，李桂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后三次就毒品问题作了发言。她认为应该把禁毒和经济犯罪分开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就禁毒单独作出规定。她的发言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委员专门就毒品问题到云南视察。委员们分别到了德宏、保山、大理、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市县视察戒毒所，走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听取当地政府对毒品问题的汇报，对境外毒品和国际贩毒集团与境内毒贩相勾结的贩毒犯罪案件，以及吸毒人数增多的严重问题作了全面调查。有的委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对当前毒品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比云南晚了三年。”视察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禁毒视察的专题报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

虽然老人已经在2000年年底办理了离休手续，但她始终没肯闲下来，或者在书房里伏案工作，或者到基层作调研，为抓好全省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奔波着。2007年，80高龄的李桂英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从北京开会回来，她更加繁忙。她说，她把能多为人民干点事当成最大的快乐。

走近李桂英老人，记者不仅感受到了这位曾经当过游击队员的彝族女干部的魅力与风采，更感受到了她对事业、对人民的那份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