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书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李氏山房藏书记1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2，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3，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4。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5；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6；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7。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8。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9。季札聘于上国10，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11。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2。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13，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14。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15，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16，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17，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8，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19，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20。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21。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22，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23，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24。将以遗来者25，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26。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27。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28！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这些奇异珍贵的物品，虽然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却不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虽然具有实用价值，用过之后就会破损，取来就会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实用性；用过不会破损、取来不会用完；有贤能的人和无贤能的人都可以依凭各自的资质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聪明睿智的人都能凭借各自的天分而各有发现；资质天分不同但是只要求取就不会没有收获的，大概只有书籍了吧。

自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都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在那个时代，只有东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称得上拥有很多的书。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周易》《象魏》和《鲁春秋》。季札出访地处中原的鲁国，这才得以欣赏到风、雅、颂的演奏。而楚国仅有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时的艰涩难懂的古书。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读到儒家六部经典之作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然而他们都熟习礼制和音乐，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养，这些都不是后代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

自从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随之日趋丰富，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学习、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为什么呢？我还赶得上见到那些老一辈的儒学先生，据说他们小时候，想要找《史记》《汉书》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亲自动手抄写，日夜背诵，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归还了。近年来书商间相互辗转翻刻刊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每天都有千万流传于世。对于读书人来说，当今的书是这样地多又是这样地容易得到，照理说他们的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应当比古人好上许多倍。可是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全都把书捆扎起来而不去阅读，言谈空洞无物；漫无根底，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的好友李公择，年轻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中的僧舍里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怀念他，便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李氏山房”。那里的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图书，探讨了它们的源流，采撷了其中的精华，并且仔细品尝了其中的美味，化为已有，体现于文章中，表现在行动上，因而闻名于当世。可是那些书依然像它们本来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损毁。公择打算把这些书留传给后来的人，供他们对书籍无限的需求，从而满足他们的才智和天分所应当得到的知识。所以不把书藏在家里，而是藏在他从前住过的僧舍中，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我已经衰老多病，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用处了，只希望能有几年的闲暇，遍读李君藏书中我还没有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就是我希望游览而一直没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将终老于此了。我把公择的藏书全都翻出来，拾取他剩余弃置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也许会有所收益吧！而公择要我写篇文章作为他的庐山藏书记，于是才写下了上面的一席话，让后来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见到书的困难，而当今的读书人有书却不读，是非常可惜的。

《李氏山房藏书记》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时苏轼担任密州知州。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与苏轼交往甚密，他年轻时曾在庐山读书，并把他的书全部藏在庐山寺庙里，以供后生学习，这种有益于社会的无私品质使苏轼很受感动。应李常之约，苏轼写下了这篇文章。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

文章开头论述了书的宝贵价值，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求书不那么难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明代藏书家茅坤：“题虽小，而文旨特放而远之。”（《唐宋八大家文钞》）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东坡文集》110卷。《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