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名。一作李润镇。在今陕西大荔北。十六国姚秦时为镇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曾置华山郡于此。

李润堡具体所在，史册鲜有明确记载。《晋书》言其在澄城县西南，《同州府志》言其在大荔县北，权威工具书《辞海》（2010年版）条注为“李润堡，亦作李润镇。古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北。”这些记载，只是说明了李润堡的大体方位。近年，亦有学者将李润堡定位于澄城县北及蒲城县东北等地，均缺乏充足的论据支持，不足以信。

年初，悉心翻阅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熊兆麟所纂《大荔县志》，倒是颇有收获。熊志辑录有“北魏华州治图”，图右下方注文云：“太和十年改临晋县为华阴。十一年废冯翊郡置华山郡，更置华州于华阴县东北四十里之李润堡。华阴县治即今大荔治也。”图示：在华阴（今大荔）县城北偏东5—10度方向，缠镰山、傍流泉，“华州治李润堡”赫然在目。

众所周知，古代华州在今华县境内。其实华州最早并不在华县。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孝文帝置华州于李润堡。景明初，元燮任华州刺史，建议迁移州治。随后，华州由李润堡迁往冯翊古城（今大荔县）。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华州为同州，华州才移至今华县境内。李润堡作为北魏华州治所，历时近20年，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那么李润堡为何会成为北魏华州治所？其位置究竟位于何处？

说到李润堡，不能不说羌族在关中的活动。羌族世居甘肃，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年间，羌族部落的一支由姚弋仲率领，从今甘肃陇西县迁徙到今陕西千阳县，开始在关中活动。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姚弋仲率数万羌族部属，随石虎迁往今河北枣强。姚弋仲死后，其子姚襄率羌众返回关中，李润堡便成为羌族聚居地。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姚苌在长安（今西安）建立后秦，关中羌、胡十万余户归附，可见羌族人数之众。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后秦镇东将军姚汉镇守李润堡。东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姚苌卧病在床，仍挂念李润堡的安全，命姚硕德镇守李润堡。后秦姚兴执政期间（公元394—415年），曾迁徙李润堡羌族三千户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境内）。姚兴去世后，羌酋党容率部叛乱，姚泓派抚军将军姚赞收降众羌，将酋豪迁往长安，其余遣还李润堡。此时，姚宣镇守李润堡，参军韦宗建议其趁姚泓新立，王位未稳，南保邢望，以图霸业。姚宣听从韦宗建议，率羌众三万八千户，弃李润堡，南保邢望。后秦东平公姚绍征讨李润堡叛羌，并杀姚宣。北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太武帝拓跋焘占领关中。随后，在羌族聚居的李润堡设李润镇，实行军事统治，李润堡成为北魏在关中的军事重镇。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关中爆发盖吴起义。盖吴率起义主力军东进，攻打李润堡。北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后，从长安返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特地分兵去李润堡，屠杀羌族居民。北魏对关中统治逐步稳固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将李润镇改为澄城郡。正因为李润堡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设置华州时，自然将其设在李润堡。另外，李润堡羌族人王遇在其中所起作用也不可低估。《魏书·王遇传》记载：王遇，字庆时，冯翊李润镇羌人，与雷、党、不蒙具为羌中强族。王遇为冯太后的宠臣，曾任吏部尚书，封爵宕昌公。后设置华州，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王遇身为朝廷重臣，设置华州时，将治所放在其故乡李润堡，也在情理之中。

李润堡作为北魏华州治所，虽只有近二十年时间，但作为羌族聚居的重镇，长达百余年时间，其具体位置究竟位于何处，历来众说纷纭。《辞海》（1999版）记载：“李润堡：古地名。一作李润镇。在今陕西大荔北。”《陕西省志·建置志》记载：李润堡“故址在蒲城县洛河东岸永丰乡境内”。《渭南地区志》记载：“于华阴县李润堡（今大荔县东北）置华州”。这些记载，有的仅说明了李润堡的大体方位，有的距历史事实相去较远。据笔者考证，1996年，省文物保护中心和市文物局考古发掘的良周遗址就是北魏华州治所李润堡，具体位置在澄城县刘家洼乡良周村一带。具体理由有三：

第一，其地理环境符合元燮迁华州治所奏文中所述情况。《魏书·元燮传》所录奏文说：“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未刊名实。窃见冯翊古城，羌魏两民之交，许洛水陆之际，先汉之左辅，皇魏之右翼，形胜名都，实为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岂唯非旧，至乃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奏文中说的“少梁旧地，晋芮锡壤”，春秋时，良周村一带属晋国管辖，晋在南部设有北徵（今蒲城县洛宾镇避难堡）。秦穆公十九年（前641年），秦灭梁，在梁国旧地置少梁（今韩城市芝川镇境内），良周村距少梁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且同属秦境，说少梁旧地，亦合情理。奏文中说“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当指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镇压关中盖吴起义后，关中形势趋于稳定，将李润镇改为澄城郡。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在此设华州，良周村北靠黄龙山脉，正合依岳立州之说。奏文中说“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良周村位于山前黄土台塬之上，周围地形为典型的黄土地貌，沟壑深陡，东有县西河，西北1公里外有良辅河，两河均为下切数十米深的沟壑，河中取水，往还数里，正合历史记载。

第二，澄城县境内发现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提供了又一证据。《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碑文记载了王遇在他的家乡李润堡为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祈福，同时为自己父兄子弟消灾减难而建造晖福寺三级浮屠的情况。该碑1971年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金石录》、《寰宇访碑录》均记载，该碑在澄城县内，自北魏至清末，没有被移动过。民国时期，该碑在澄城县北寺村被发现。笔者曾在北寺村做过调查，该村盖房打地基，或村子附近起土，均未发现有历史建筑遗迹，而北寺村距良周村近20余里，说明该碑是被人从良周村移到北寺村的。

第三，良周遗址考古发现也提供了确切证据。1994年和1996年，省文物保护中心和市文物局对良周遗址先后组织了两次文物调查，确定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中心区域呈东西长方形，四周有土沟环绕，其中北侧沟宽18米、深2米，东侧沟宽14米、深约5米，西侧沟宽20米、深4—5米，南侧沟因取土仅存陡崖。中心区建筑遗迹、遗物分布密集，东部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有“与天无极”、“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许多瓦当上有“大匠”、“犬亭”等陶文戳记。遗址分布80万平方米的面积，说明居住人口数量众多。后秦姚宣镇守李润堡时，曾率羌众38000户撤离李润堡，其人数至少在10万人以上，正与此相符合。遗址中心区周围有深几米、宽几十米的壕沟，明显属于军事防御设施。李润堡在后秦时，属姚苌政权的根据地，曾派重兵守卫。北魏占领关中后，建有李润镇，属军事重镇。作为军事要地，延续了数十年时间，这些军事防御设施，正是这个时期所建。笔者在良周村调查时，发现村民至今仍然称遗址附近的一大块耕地为“校场地”。遗址中发现的“与天无极”、“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应属后秦姚苌政权建筑所用。“大匠”、“犬亭”等陶文戳记，应属北魏时期建筑所用。《魏书·王遇传》记载，其在“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将作大匠”是北魏负责建筑的官，其官位为右第三品。王遇在其建筑材料上用“大匠”，亦属名实相符。

2002年4月，省考古研究所和市文物局考古工作人员对良周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在遗址西约1公里发现了古墓群，墓葬总数130多座，清理墓室57座，发现骨架遗骸80余具。葬式除少数单人葬外，多数为合葬墓。合葬墓中，有的合葬者头相向，有的呈“丁”字状排列，有的则出现多人叠压一棺的情况，并有少数葬者肢体弯曲。这种埋葬方式，明显是经过战争，或者大屠杀后集体埋葬的状况。这和李润堡经过多次战事，特别是北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后，返回平城途中，分兵去李润堡屠杀羌族民众的事实正相吻合。另外，考古工作人员判断该墓葬为汉代至北魏时期羌族或鲜卑族墓葬。笔者编撰《渭南市志》“民族”部分志稿时，曾查阅了大量历史上渭南市少数民族的资料，这个时期，除羌族在李润堡大规模、长时间聚居外，境内再无别处。笔者在良周村调查时，就良周村村名来历询问村民，村民张建明介绍，其爷爷在世时，曾说过，这里过去曾是“州”。综上所述，良周遗址属北魏华州治所李润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