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姚雪垠著长篇历史小说，共有五卷，出版于1963—1999年。

明朝末年，正值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年代，朱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是令崇祯皇帝忧心忡忡的不是清兵临下，而是李自成的犯上作乱，经过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从抗清前线抽派兵力去围剿李自成。

洪承畴率领大军向李自成扑来，李自成带兵几经辗转，进入陇东南整修部队，不料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周山，队伍严重受挫，兵力减少。李自成决定夜晚从潼关附近突围，但是起义军拼死杀敌却仍受到重创，李自成只得指挥部队撤退，清点人员后，只剩下两千多士兵，而且大多是伤员。

李自成十分痛心，但是又不甘心失败，遂决定带领剩下的部队在商洛山中休整。这期间李自成卧薪尝胆，看书学习兵法、招兵买马、勤练武艺，并定下不能做伤害百姓之事的规矩。后来李自成的堂弟李鸿恩目无法纪，奸淫民女，李自成大义灭亲，挥泪斩堂弟，全军肃然。后来再没有人敢违反军规军纪。

为了东山再起，李自成亲自去说服张献忠重举义旗，几经周折，张献忠答应了。约定起义的日期临近了，商洛山爆发了瘟疫，李自成的军队经历了非战斗性伤亡，李自成仍然决定不失信于天下人，如期进行起义。

后来李自成一路所向披靡，顺利抵达北京城。占领北京城后，李自成准备登基，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李自成进北京后不知道善待百姓，只知道攻城不知道守城，不注重根据地建设，加上后来李自成错用牛金星，误杀李岩，吴三桂降清，李自成终于失败。

姚雪垠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产生，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建国之后，他才真正开始这部长篇巨著的构思与创作。姚雪垠自述：“解放以后，我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下，下定决心写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虽然写《李自成》这部小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才能树立起来‘雄心壮志’，将写成这部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开始认真准备。”1963年，《李自成》的第1卷出版。1999年前后，完成并出版第4、5卷。

姚雪垠的儿子姚海天在《谈艺书简·编后记》中曾经指出，自1974年至1980年的7年时间里，姚雪垠与茅盾共通信88封，其中，收入《谈艺书简》的73封大“都是围绕《李自成》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很显然，姚海天所说的“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无疑就包括“历史小说的创作主张”。

小说中李自成形象的性格特征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性格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来看，大体以李自成率领义军攻占襄阳成立新顺政权为界。此前，他还是一名卓越的起义军将领；随着新顺和大顺政权的建立，尤其是攻占北京之后，李自成已经由起义军将领变成了一位封建的帝王。

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是姚雪垠在小说前部分集中笔墨所塑造的一位具有战略思想和意识的英雄形象。他拥有普通造反起义首领所匮乏的天下意识、全局观念，同时他又有着清明的理性与过人的胆识。他虚怀若谷，择善而从，以史为鉴，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分子，招揽人才，共谋大业。

他的战略思想和意识主要表现为“天下”意识和全局观念。李自成自从跟随高闯王起事起，就将奋斗的目标确定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上，而且随着军事斗争的推进，他的理想愈来愈清晰和坚定。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重要特质，也是区别于一般草寇“流贼”的主要特征。作为战略家，他认为民心不可欺，民心诚可用，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因此，他与部下约法三章，坚决不允许侵犯人民的利益，哪怕是自己的亲属侵犯民众的利益，他都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攻城略地之后，他都会开赈放粮周济民众，聚拢民心。到后来，他接受牛金星的建议将“吊民伐罪”作为重要的理念和口号，更是凸显了他的高明之处。

作为战略家他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全局意识，甚至胸怀整个天下。如对罗汝才的接纳、对张献忠的接济，都充分说明李自成不是一个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的草寇。他高瞻远瞩，超越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多从壮大整个农民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处理事务。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确聚拢了人心，凝聚了民气，加快了明王朝覆亡的速度。

崇祯皇帝是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形象，他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猜忌多疑。他以“中兴之主”自命，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客观讲，小说中的崇祯并非耽于宫闱沉溺酒色的荒唐之君，也非脑满肠肥智力平平的昏庸之君。他也想解决威胁明王朝统治的两个严重问题：所谓“东虏”和“流贼”问题。他心存社稷，勤政操劳，但终日惴惴不安，殷忧日剧。他想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逐次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希望能够与“东虏”议和，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先解决“流贼”问题。但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依靠在皇宫之中发号施令，对外面战争的实际情况全然不了解。由于他猜忌多疑，喜怒无常，他所倚重的臣丁及亲信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所信任的首辅大臣、宦官亲信、封疆大吏没有一个对他讲实话道实情，就连身边的亲信和他所依赖的统领“东厂”的所谓“心腹”之人都欺骗他。因此，他做出的决断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不顾战役和实际的战场状况而一味对洪承畴再三催逼，要他进攻所谓“东虏”，以解锦州之围。结果洪承畴冒险进攻，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大败。

李岩这个人物形象，据作家姚雪垠考证，在历史上是“绝无其人”的。姚雪垠谈到，他写李岩，是“根据传说塑造另一种封建时代的典型人物”，不仅写他“淡于功名”，“也写出他和农民军并未水乳交融”，证明如李岩这类知识分子在农民战争中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李岩的作用如何呢?我们从小说中来看。李岩在投入闯军之初，即带去了一封十分重要的长信。这封信详细论述了他的战略思想，大体内容是建议闯王立足河南，用心经营，待到民心稳固，生产恢复，再图谋定天下。这本是十分得民心的建议，宋献策和牛金星也十分赞同，可李自成并未采纳，他认为攻克开封才是当务之急。在农民军攻破商丘、睢州后，李自成准备弃城而去，望着坚固的城墙被大军拆毁，李岩觉得十分可惜，他又再次向闯王建议对这些重要城市分兵驻守，设官理民。李自成虽然觉得这意见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罗汝才从旁掣肘，这项建议又未被采纳。在闯军即将跨进紫禁城的前夜，又是李岩大胆犯颜直谏，他凭着一片忠心，力劝李自成取消对明朝勋戚拷掠追赃的成命，同时勿许将士驻扎内城，以免扰害百姓。令人扼腕的是，驻军城内和对大臣拷掠追赃都是刘宗敏和陕西将领同李自成早已商量好的，李自成根本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而后的事实惊人地证明，这两项举措正是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在北京迅速失去民心的直接原因。小说中李岩最后一次对闯王提出建议是在农民军兵败山海关之后，他向闯王请求带兵两万回河南，经营中原，为农民军收拾残局，重拾人心，为岌岌可危的形势作最后一搏。可是新近尝过大败的李自成对李岩有了猜忌，他怀疑李岩的要求不是出自真心，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

《李自成》是描写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巨制，小说以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抗击明王朝官兵的斗争为主要情节，同时，辅之以崇祯皇帝指挥追剿“流贼”，以及张献忠、罗汝才起事、洪承畴东征等次要情节，展示了明末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和农民军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同时也描绘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官军从将领到士兵的骄惰本性，从而也揭示了明王朝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小说也揭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不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流寇主义与轻敌思想严重等。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为小说中并存的两个不同主题，共同撑起了小说的叙述结构。从粗略划分的三部分来看，小说两个主题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突出阶级斗争时，民族矛盾并未入场，而描写满汉民族矛盾时，阶级斗争观业已退场。“从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前半部，主线是汉民族内部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斗争，即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和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集团在政治、军事上的生死搏斗”，李自成和崇祯争夺天下是小说的主线情节，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关外的清朝势力对时局的影响加深。到了第五卷，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大顺军陶醉于胜利的狂热情绪中，但是吴三桂的拒降和清军的蠢蠢欲动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大顺朝从进京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但由于大顺军军纪的败坏和士气低落，“伟大的胜利”被蒙上了失败的阴影。随着吴三桂降清，农民军兵败山海关，清朝入主中原，小说也就进入了尾声。尽管在《李自成》前三卷中对清王朝的描写基本上采取的是虚写，但是从整体上看，姚雪垠对新兴的清文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山海关战役之初，姚雪垠就预言:“李自成的主力军在十几天后就要全师覆灭，他本人将走上无可挽救的大悲剧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满族的青年英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时代在炮声中开始了。”

《李自成》初步确立了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得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在深入和跳出的关系上，深入是前提，是基础。不能做到深入历史，就谈不上跳出历史。不能相当准确地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事变和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不能进行艺术构思，再现历史生活，反映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重大问题的真正意义，也不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表现出他们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李自成》的创作中，作者的确做到了“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较为完美的结合，小说主要的情节大部分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件，从这一点讲，做到了尽量忠于历史，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但《李自成》本身又是小说，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的主导特征，有时也需要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一定的调整，臆造增加或有意删除一些影响人物主要性格的“历史事件”。取舍的原则当然是满足主题传达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如小说中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农民军群体的赞美，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利用对比的手法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李自成》在小说艺术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李自成与崇祯两个形象在性格方面相反相成：一宽厚仁爱，一刻薄猜忌；一虚怀若谷，一小肚鸡肠；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发号施令纸上谈兵……李自成与张献忠亦是如此：一目光远大。一鼠目寸光；一光明磊落，一心地阴险；一坚定不移，一见风使舵……通过对比，人物形象的性格品质高下立现。

小说熔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于一炉，从皇帝、文武官员到义军将领、战士以至穷苦百姓，从北京城内一直到几个中原重镇，以至僻远的山村，无不被纳入作者视野。刀光剑影之外，不乏对于特殊时期日常生活的描述，如义军休整、练兵、扩充、筹粮、赈济、医疗、食宿，婚嫁等。作品不仅对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细加描摹，如崇祯和文武百官的朝见、廷争、宴饮、游乐及其各种形式的明争暗斗等，而且对一般市民、手工业者的生活境遇也作了逼真再现。甚至对一些历史细节也毫不懈怠，如明代宫廷的服饰、礼仪，崇祯皇帝案头摆放的器物，北京城戒严由哪个衙门出布告，崇祯年间北京何时发生过地震以及银价和制钱的比价变化，北京的灯市，米脂的乡俗，河南的婚礼，相国寺的风光，皇帝的抽签，百姓的朝山，术士的卖卜，骚人的诗酒，巫婆的下神……所有这些缤纷奇特的世相都一一详加描摹，展现了一幅幅雄浑壮丽而又鲜活跃动的生活图画。作者把读者带入真实的历史氛围之中，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和亲切感，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小说第二卷对开封相国寺风物的描绘，可谓百艺逞能，九流毕备，热闹非凡，真切鲜活，单是刘体纯和小伙计打拳时讲的那些江湖套语，就洋溢着一种家乡陈酿似的醇香，生动反映了明末社会的生活风貌。

作为一部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对于农民战争场面的逼真描绘是小说的闪光之处。作者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小说描写战争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对于战争全景式的描写，描绘出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并把战争场面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如写潼关南原大战，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刻画将领的手法，但摒弃了对两军拼杀的程式化描写，采用多镜头、全景式的方法，不仅描写了双方统帅的运筹帷幄，还描写前线的金戈铁马；不仅描写全局战场，还具体入微地展现一个个惨烈的格斗场面；人物性格不仅在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战略决策中表现，更在两军厮杀中展现。起义军一方，着重写李自成统帅指挥全局战场或事关全局的关键战场，如在前军混战、追兵将追至后军的情况下，李自成果断决策；接着，一系列战斗又围绕李自成展开：有救张鼐的壮举，有左翼横刀拼杀的悲壮，有右翼用计瓦解官军的机智。每一个局部战场，则重点刻画一两个主要将领，如起义军将领刘宗敏三次换马，临危不乱，审时度势，大显神威，在战争的推进中展现人物形象，拓展人物性格。官军一方则既描绘了统帅洪承畴的老谋深算和孙传庭的干练气盛，又塑造了其他将领的形象：如总兵左光先在被闯王射掉头盔，旗手落马，大旗倒下时，仍能镇定指挥，显示了对手的顽强，更从反面衬托了义军的英勇无畏。这场战争，实写的战斗场面有二十多个，双方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五十个，但作战场面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繁而不乱，大小各异、形态万千的战斗呈现出层次感、立体感和节奏感。

在紧张而残酷的战斗中表现义军将领的英勇和乐观，是小说描写战争场面的另一特色。潼关南原大战一开始，起义军就处于被动局面，最后几乎走投无路。由于官军严密封锁罗汝才投降的消息，导致李自成做出错误判断，被官兵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惨烈无比：“有一段时间，战斗得那么紧张，竟然听不见有谁呐喊，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然而在绝境中，起义军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义军将士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混战中“闯”字大旗失而复得，义军中爆发出一片雄壮的欢呼和喊杀声，充分显示了义军将士不畏牺牲、斗志顽强、慷慨豪迈的英雄气概。当洪承畴意外出现在战场上，老兵王长顺不仅没有惊慌，反而以“少拿一根麻绳”为由拿老洪开涮，这种镇定自若、幽默轻松的态度正是义军将士乐观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集中表现。最令人难忘的是为保卫闯王突围，郝摇旗等将士纷纷杀死妻子儿女以减轻负担，而郝妻不仅不躲避，反而牵着孩子引颈就戮，这激昂悲壮的情景更衬托出义军将士们的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

小说在表现统帅将领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还写出了士兵和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把群众和士兵视为取得胜利的基础和源泉。在战场上，随处可见士兵、群众的丰满形象：如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老兵王长顺、临时请来的向导杜狗娃、随军家属和孩儿兵……商洛山保卫战，起义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全民皆兵、军民一心，娘子军、孩儿兵、铁匠、弓箭师傅甚至临时组成的农民自卫军，都参加了战斗。正是由于深得民心，攻打洛阳时，小贩邵时信才会冒死给闯王传递消息；南阳小贩孙本奇才会向闯王报告南阳的地形、民情及防守情形；强渡汉水战役中，身负重伤的战士，才会奋不顾身杀掉放箭的敌人，为刘宗敏跃马过江赢得时间……这些战士和群众，不仅烘托了将领们的英雄形象，显示出义军的亲和力、感召力，而且作为义军的基础和坚强后盾，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姚雪垠著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共五卷，其中第二卷于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据统计，前三卷的销量累计达500万套。

中国文艺理论家严家炎《读〈李自成〉初探》：“《李自成》这部长篇，既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又有深刻的思想见解，它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明朝末年由李自成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作者十分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社会状况、宫庭生活、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以至三教九流略等，无不了如指掌，因而能在作品中写出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中国作家茅盾：“作者在《李自成》中，打算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生活（包括它的各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描绘一幅绚丽多采的画卷，在已出的两卷中，已经写了一部分：在以后的三卷中，还欲深入一层去描写。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采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 ‘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现代作家吴晗：“《李自成》（第一卷）写得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

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它的最后完成不仅首次填补了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并将它推向辉煌；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宏伟史诗，对当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解放和繁荣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李自成》全书共五卷，前三卷分别于1963、1976、1981年出版。后两卷也于作者逝世前完成。但因作者身体不佳，第四卷未按原写作计划，而从第三卷和第五卷各抽出一部分构成第四卷。

2008年，在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最后第四、五卷全部出齐9 年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俞汝捷执笔修订的《李自成》。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字汉英。小说家。河南邓县人。曾就读于河南大学预料，后在北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其间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长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1年在大别山区编辑《中原文化》杂志。1945年去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曾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并发表描写河南西部“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长夜》。1953年后在武汉、北京专事创作，写有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中《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