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赣骝，民国元老李烈钧之子。1950年12月，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俄文医学系学习。1955年毕业时因朝鲜战争已经结束，被分配至北京友谊医院任翻译。1957年-1959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师进修班学习。1959年任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人民内科医师，副主任医师，1987年任邯郸市副市长。1982年-1986年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起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赣骝1933年出生。1946年，李烈钧逝世时，李赣骝才十三岁。年少的他，把悲痛埋在心中，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父辈未竞的事业。解放前，李赣骝在上海岭南中学读书。

1950年，李赣骝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踊跃报名参军。

十分理解儿子的母亲，义无反顾地同意他参军。李赣骝选择的兵种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军，可是，经体检，他的视力是100度近视。虽没戴眼镜，大小不一的“E”符号视力表却模糊不清。于是，上前线的事却泡了汤。李赣骝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新设的俄文医学系学习，开始人体解剖学、药理学、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等专业学习。

1955年1月，既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分配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不到一年专家返回莫斯科，李赣骝接通知将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将进入隔科的特殊领域，他无奈地接受了。“谁叫我是医生，没有挑选的余地,不心甘情愿又怎么样?不过,妇产科的苏联专家由于某种原因而没到，我就没当译员，分到了内科当医生。”在李赣骝的心里，只有“服务”二字，他说这是军人与医生的“纪律”。

1955年发生“康巴叛乱”，中央组织工作团到川甘康青4省边境的藏区做工作。当时不少人担心出现不测之事而畏缩,李赣骝再次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其中的医疗队随中央工作组去藏区，在寒冷的阿坝、甘孜、果洛等地，为缺医少药多病的藏族同胞就诊除病。这里一望天地相接，雪城石峰，气候独特，空气稀薄，常年活动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余公里杳无人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不用翻译，可以用藏话看病了:“当地称我是'门巴’，也就是汉语中的'医生’我与藏区群众关系很融洽，那时自己还取了个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长命富贵’的意思。”

两年藏区实地体验，对李赣骝年轻奔放的激情是一次升华。“叛乱平息后，我回来后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了两年。重新分配时，我本可以自己选择，当问我愿意到哪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边疆都去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当时，说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后来，河北卫生厅说邯郸缺人,我又被分到了邯郸第一人民医院。”的确,当时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毕竟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自己的母亲那时还在上海生活。李赣骝拥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找一个“好地方!安家落户，但他又自愿到急需医务人员的新兴城市河北邯郸做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内科医生。

在邯郸第一人民医院他是一个骨干医生，论职称早该是主任医师了，但当时“左”倾的气候只能负着责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计较这些，“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就行了。1964年国庆那天，邯郸河沙镇的一个工厂发生全国首例大规模的氯化钡中毒。当时无抢救好办法，中毒人数多、面积大，面对患者，作为事故抢救组组长的李赣骝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办法。他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纱布,嘴对嘴地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时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当患者死里复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这种措施抢救了多名危重患者，当各报、刊记者蜂拥围住他，追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脏不脏?”“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现在脑海中?”“毛主席语录中的哪一条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赣骝直言不讳:“实在是没时间去想那么多，我觉得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生死关头的病人，必须这样去做!”

“1980年,开放政策下,国家允许去海外探亲我申请到香港探亲，海外的姐姐们都赶到那里一块相会。”李赣骝始料不及的是，在报申请时医院方面不敢批复，担心他一去不复返，因为他曾在“文革”中的牛棚里“改造”过。于是，这份申请被搁置下来。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这边赴约的时间还遥遥“无期”，这下可急坏了李赣骝。无论与院方如何反复理论，他们也不敢同意，最后这申请竟转到了市委办公会上专题讨论。好在李赣骝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加之时任市委书记的岳岐峰开明而果敢，明确表态“让他去，他不会不回来，我了解他”。为此，李赣骝获准半年的探亲假。

回来后，李赣骝作为“海归”典型应邀到河北数个城市巡回报告，并回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作演讲。他朴实的话语、真实的感受深深打动了听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和爱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没一点风寒。冬天过去了，不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嘛!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不已经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又怎能舍她而去?”在母校原定4场报告，最后不得不再应师生要求增补了两场。

很快，李赣骝的名字传开了，从邯郸、从河北传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点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要求收听。次日，各个单位都在组织收听中央电台新闻。“文革”时这样的活动多,现在好长时间没组织类似的活动了，大家积极性很高,聚在一块认真收听广播。一收听才知是叶剑英发表对台“十条”，听完以后，大家余味未尽接着收听下去。没想到广播里传出播音:“下面一个节目是河北医生李赣骝访问香港的感想，欢迎大家收听。”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赣骝不就是我们邯郸的那个大夫吗?”在收听中，大家的问号被打开。本是组织收听“叶十条”的，没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台重要新闻板块。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李赣骝”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

1981年，李赣骝走马上任邯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一下子由一个恢复职称的副主任医师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卫生、广播新闻、体育的副市长。当选“父母官”后，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飘飘然，他还是“赤脚医生”那副装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宽边近视镜，夏天一件汗衫，一条长短裤，一顶太阳帽，平平常常的装束。

“早在念大学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实现个人志愿。到了'文革’更是无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旧话重提。这时，有人动员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对方讲,参加民革也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诚恳工作。”恰逢民革发展成员，李赣骝联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认定自己在民革中能发挥作用，于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员，当了两年副市长后，李赣骝凭个人的优势又同时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2006年李赣骝发表了关于在“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