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梁（1895～1972），字孝友，绍兴府山阴人，近代中国著名画家。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为鲁迅学生。喜绘画。辛亥革命，绍兴光复，《越铎日报》创刊，常在报上发表漫画，抨击时弊。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等同为李叔同高足，并被李叔同称为“最像我的学生”。

民国4年（1915）毕业后，应李叔同之邀，到南京高等师范为之代授艺术课。以后又在无锡、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厦门集美学校等处任艺术教师。12年（1923）回绍兴故乡，历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省立第五师范、绍兴县立女子师范、省立绍兴中学美术、音乐教师。抗战以后，随学校从绍兴辗转浙东山区，先后在浙东第二临时中学、浙江第三联合中学、温州师范等校任教，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为西泠印社社员。60年代初，退休回里，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专事国画创作。

李鸿梁先生（1894－1971），字孝友、别号老鸿，绍兴人，祖籍湖南。家贫，父早卒，赖慈母茹苦哺养长大，15岁进绍兴府中学堂求读，时鲁迅先生曾任该校学监。后又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深造，有幸得到李叔同先生（即出家前的弘一大师）的谆谆教导，为先生一生的德艺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先生不负师教，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卓越的书画篆刻家。

先生21岁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即应乃师嘱托去南京高等师范代课（因其时李叔同老师有事赴日本），此后先生在无锡、上海、厦门、绍兴等地任教，并一度担任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先生所授课目多为美术、音乐和戏剧，成绩卓著，有艺术教育家之誉。至于书画篆刻乃其余事，然造诣之精深，亦蜚声两浙。

先生的书法，源于汉碑晋帖，外柔内刚，敦厚古朴，字如其人。30年代早期先生曾游天台国清讲寺，并在迎塔楼上撰书一联，句曰：“一塔立沧溟，万壑争清流。”（登楼可直眺隋塔）笔者近就此事电询国清寺监院允观法师，法师说：“旧时迎塔楼确有李鸿梁居士所写此联，为四尺对开，昔年蔡元培先生登临此楼时还观览过此联，十年浩劫，联竟遭殃。”闻之太息不已。60年代初期绍兴秋瑾故居建立不久，先生应邀为故居书“和畅堂”匾额。大字榜书，结字宽纾古朴、笔力遒劲，为先生晚年榜书代表作。后受极左思潮影响，先生题款也被删去。

绍兴名刹小云栖寺旧有藏经楼，高悬“九莲阁”一匾，为先生手书，篆书兼有隶意，气势宏伟，为先生不可多得的篆笔，惜也毁于文革。先生晚年极少再书大字，唯所见题画行书款，炉火纯青，有人书俱老的境界。

先生的国画构图、赋色、用笔都极富创意，强力地反映出他的思想风格。画种除山水外，人物、蔬果、花卉等也都有特色。先生尤爱画梅，笔者藏有先生“踏雪寻梅”小品一帧，高31厘米，宽26.5厘米，纸质，中绘一老者，拄杖移步，紧跟着一童稚，手捧梅花，天寒地冻，两人均穿着厚厚的棉衣，披斗篷，远近是一片皑皑白雪，点出了画的主题。图的左角，还画着一只摆开双脚的仙鹤，栩栩如生，昂首迎望主人，忝为雪中四友，平添无限生机。先生的画与书贯通，更有诗意，蔬果条幅，以水墨为主色，上轴两颗大白菜，菜梗敷以淡淡绿色，显示出菜尚鲜嫩，菜叶用浓淡墨大写为之，叶筋和叶梗的线条，笔笔中锋，菜根带着几笔根须，可闻菜根香，下半轴散放着大小两个芋头，和三朵香菇，错落有致，款题“拨雪挑来蹋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壬寅初夏鸿梁画”，钤鸿梁阳文印。名画名题加上佳印，书画印三绝，相得益彰，余什袭珍藏之。

先生油画较为少见，目前尚存一幅先生自画半身肖像，慈祥恺悌，和蔼可亲，面容好似弘一大师，难怪弘一大师曾对着友人堵申甫说：“鸿梁有点像我。”先生早在1933年和绍兴书画名家组织书画团体，名为“时之社”，它是绍兴近代最早的一个书画篆刻家的组织。时之社不时举行交流、展览，深得社会的好评。绍兴名画家罗默先生曾有文记述：“李鸿梁先生作品丰润伟丽，颇能表现其个性，观者每见李氏作品，莫不伫立欣赏，叹为观止。”“足见其艺术之宏伟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绍兴地方当局提出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精神保卫绍兴的口号，先在府山小龙湫之前，越王台之后，建造越王祠祀越王勾践石刻像，左右两旁为大臣文种、范蠡，此三幅造像，均出自先生之笔，造像的题名为先师徐生翁先生所书。造像的刻者为王宗汉。后又在大校场集会举行保卫大绍兴的游行活动，也请先生在数丈大的白布上画越王勾践像，作为游行的前导，很是轰动。绍兴沦陷前夕，先生舍家带着绍兴五中百余名学生流亡到浙南山区继续办学，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真是做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先生篆刻艺术也极为精湛。先生在浙南龙泉时，参加了“龙渊印社”（金维坚先生为印社的创始人，余任天先生为秘书长）。先生的印章，我未之见，只能从先生的画作中所钤之印来欣赏研究。这些印共计七枚，其中两枚1.8厘米左右的白文印，一曰“鸿梁”，使用的次数最多，两字的“水”旁均为短简笔，布局平正，法度精谨；二曰“鸿梁大利”，虽钤之不甚清晰，但辩之能读，依稀中透出的韵味，与画意吻合。三枚朱文印，其一为不足1厘米的“梁”字小印，篆古“梁”字，取秦玺法，小中见大，古穆厚重。其二、三为左右布局、上下布局的方形、长方形“老鸿”两字印各一，不大的印面中，印文线条凝练，方折有劲。特别是“鸿”字布局，中间“工”部上提，下留空白，使印面奇崛有致。妙趣横生。两枚肖形“马”印章，同于一横幅兰石小品上，“白马”低首静立，呈沉思之状；“朱马”（此印现为西泠林乾良先生所藏，记有“鸿梁摹汉”边款）昂首前俯，展蓄势之态。一白一朱，一左一右，在画中具点“睛”之妙。在书、画、印的集合中，可窥见先生把握“印理”的高超手段，其简约从容、清奇高古的印风，为观者叹服。

先生多才多艺，其于摄影也是高手。弘一大师三次行脚绍兴，都由先生接待，1931年的一次，先生陪同弘一大师登临快阁（爱国诗人陆游读书处）并为大师摄得一半身侧影照，采光为一片灰黑色，但从头部轮廓来看，大师慈悲的面颊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照片中的栏杆就是快阁的象征标志，可惜的是现在这一胜迹已荡然无存了。60年代我每次去看望先生，一进居室就能见到弘一大师在快阁的这张照片，就会肃然起敬。据我所知，现在不少有关弘一大师的书刊，都刊用鸿梁先生所摄的弘一大师这张慈照。

60年代中期，一日，我去晋谒先生，先生郑重地告诉我“泉州开元寺要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今正在广泛征集大师的各种资料，我已全部捐献。”并问我是否捐献，我乐意地说：“伯伯您都已响应捐献了，我也愿意捐献。”回家后我把珍藏多年的一幅弘一大师朱书经偈，和我自己用传统肖像画法画的弘一大师全身坐像，并有丰子恺先生的题字“弘一大师造像，沈定庵画，丰子恺敬题”，以及其他书籍照片等资料，全部请先生转捐。

文革期间，我和先生同受折磨，我因失去自由，故有几年无法晤见先生，1971年的一天，先生的老友胡宅梵先生偷偷地告诉我，先生病危，盼我去见先生一面，我惊呆了，冒着大不韪，急忙去了先生家。只见先生卧在藤椅上，整个面部肿得很，我看了心酸，待要开口向他老人家问安时，先生却先我而问：“定庵，你审查得怎样了。”我只好瞒着说：“已差不多了。”其时先生的家人已被遣送下乡，那天屋里不见一个先生的家人，凄凉之情，欲哭无泪。我不能久待，含泪向先生告别，还安慰他说：“您要保重，我会再来看您。”但不想这竟成了一次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