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曾为周杜伯国也（杜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置杜县。故治在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林带路的西段两侧，西安市火化场的紧南边。秦始皇时属内史。秦武公十一年(前687)置杜县。

公元前714年秦宪公灭杜国（汤杜、汤社），开始了秦霸西戎（消灭西戎地理上的十二国）。杜国是改变地点安置祭祀唐尧的唐国的主体人群，地理在亳戎，但统治者是华夏族群体。

汉属京兆尹（郡），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改杜县为杜陵县。魏改杜县，晋曰杜城县。北魏仍杜县。北周并入万年县。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有些学者是这样理解的：秦武公十年攻邽、冀戎人，征服了邽、冀以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秦武公十一年，建立了杜县和郑县。因此仅根据这一记述就认为秦国公元前688年建立了县制，邽县和冀县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对史料的误读。

周振鹤对“县制起源”的研究结论是：秦武公其实是把邽、和冀戎的地盘变成秦国的县（鄙）之地而已，并不一定要理解为秦国当时已经具体设立了邽、冀、杜、郑等县。《史记》这段话是500多年以后所记，此事不见于《左传》，而非当时的实录。在秦武公以后的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再没有“初县”其它地方的任何记载。我们因此就很难将秦武公的“初县之”这个孤证当成秦国在春秋早期已经设县的依据，而应该理解为秦国领域向西发展到邽和冀，向东发展到杜和郑地区为宜。退一步说，即使秦武公当时已经置县，则这些县也是县邑之县，还不是郡县之县。《史记》里也没有交代当时是否任命了管理邽县和冀县的官员。

周振鹤还认为完全可以把公元前514年晋国设置10县的行动作为地方行政制度萌芽的标志。

他把对县的性质的演变问题研究推前了一步，将县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县是县鄙，县是县邑，县是郡县。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郡县之实。”

甘谷县人谢子徒(原名谢大平)摘自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该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上，后收入1999年出版的《周振鹤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