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章（1909年—1944年），原名杨士英，天津市人，革命烈士。

190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教员家庭。

1923年考入南开中学，在校学习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毕业后入天津北宁铁路工作。

1928年考入天津北宁铁路车僮（列车服务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行李房任司事。不久，又调到辽宁绥中县车站做站务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天津、唐山等北宁铁路沿线车站秘密组织工人抗日团体。

1936年，他调到山海关—天津—郑州段负责铁路联系工作。借职务之便，积极散发抗日宣传品，播撒革命的火种，组织并领导铁路段抗日救国会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大章任中共北宁铁路党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在铁路职工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展抗日团体铁路救国会(简称“铁救”)，主编抗日小报《铁救》。团结和组织进步工人，利用铁路工作的有利条件，为根据地采购运送物资，护送根据地干部安全过铁路，搜集敌人军队和军用物资调运、铁路沿线军事部署等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后，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0年杨大章兼任平西专署秘书主任，不久即调到昌宛联合县任县长。

1943年他任冀热边行署第一地区专署专员。

1944年5月17日，与蓟遵兴联合县主要领导同志在团山子开会时，突遭日、伪军合围。激战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35岁。

1958年，杨大章烈士的遗体迁葬于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国情的认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更加炽热。当时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贱踏中国的主权，千方百计蹂躏中国人民。对祖国怀着深挚感情的杨大章，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带着强烈的救国愿望，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爱国的进步书刊，努力寻找着救国救民的答案。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未能继续升学，不得已离开南开中学。1928年考入天津北宁铁路车僮（列车服务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行李房任司事。不久，又调到辽宁绥中县车站做站务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东北三省，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自退，大好河山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杨大章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愤恨至极。他愤而弃职回到天津，继续到行李房任司事，在天津至山海关段客车上工作。休班时，他常常到北平中国新闻社阅读报刊，了解国内外发展的最新局势，渴望寻求一条民族解放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大章认识了共产党员杨思忠、黄树则。对祖国的热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使他们意气相投，一见如故。从此，假日工余，常在一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剖析中华衰败之祸源，探讨青年应负之使命。在党组织的帮助启迪下，杨大章朴素的爱国思想迅速得到升华。后来经杨、黄二人的介绍，杨大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杨大章以职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声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1936年，他调到山海关—天津—郑州段负责铁路联系工作。借职务之便，积极散发抗日宣传品，播撒革命的火种，组织并领导铁路段抗日救国会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的抗日运动迅速掀起高潮。按照党组织指示，杨大章在天津、唐山等地建立抗日救国会小组，发展救国会组织，印发抗日宣传小册子，发表抗日演说等，对铁路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许多人在听了他那动情的、充满民族大义的演说后激动地说：“大章说得对，说得好，只要咱穷苦人团结起来，就不怕他娘的几个小鬼子。”有人干脆对杨大章说：“大章，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大家听你的，只要你发话，我们就和日本鬼子拼到底。”

1939年4月，杨大章偕同爱人阎国珍（中共党员，化名阎志）前往平西根据地，到冀热察区党委党校学习。７月，学习期满后任晋察冀第六专署（即平西专署）民政科长。他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遇到困难就千方百计地去解决。是年夏天，连日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无情的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田园家宅，冲毁交通线，平西人民遭受天灾人祸的双重浩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杨大章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带领救灾人员，昼夜奋战在拒马河畔。有一次，为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灾民，他奋不顾身地跳入急流中，湍急的洪水几次把他打入水中，险些葬身河底，几经奋力拼博，才顽强地游到对岸，指挥灾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1940年杨大章兼任平西专署秘书主任，不久即调到昌宛联合县任县长。平西是中共在晋察冀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日伪军为了摧毁它，从1940年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在狭长的山地遍设据点，并频繁包围村庄，抓捕干部，对昌宛地区实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先是“三光”政策，继之密布据点碉堡，敌特日夜出扰，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眼看着根据地的面积逐渐缩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杨大章与群众同甘共苦，经常到老百姓家里问寒问暖。他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与乡亲们交谈，对乡亲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困难，支援根据地建设精神给予鼓励。他说：“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要咬紧牙关，坚持呀！”临走时，他让警卫员给老乡们送些粮食、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表示心意。乡亲们接过东西，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杨大章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县长，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您尽管说话。”

杨大章灵活地掌握和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建立两面政权，坚持地方工作，紧紧依靠群众。群众更是主动为抗日捐款、捐物，各尽所能，多作贡献。就这样，在艰苦的游击环境里，昌宛仍然很好地保证了抗日部队粮食和物资的供给。杨大章以顽强的意志，率领全县人民始终战斗在百花山头、永定河畔，使一度形势危急的昌宛联合县，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和“扫荡”，巍然屹立在敌后。昌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再次出现新的局面。杨大章也因此获得“模范县长”的称号。

1943年冀东区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过春夏两次恢复基本区战役，在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中被“蚕食”的基本区先后得到恢复，并开辟了大片新区。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遵照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于７月撤销晋察冀边区第十三专署的建制，建立冀热边行署，行署下设５个专署。杨大章被任命为第一地区专署专员。

第一地区专署下辖平（谷）三（河）密（云）、承（德）兴（隆）密（云）、蓟（县）遵（化）兴（隆）和丰（润）滦（县）密（云）４个联合县。敌人曾连续几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并反复进行大规模“扫荡”，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杨大章在长期的斗争中，对于如何搞好抗日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任后，他马上召开了各县有关领导参加的机关工作会议，就当前形势和工作等情况听取了汇报。然后逐步建立了机关生活、工作、学习等项制度，明确了汇报、请示、巡视等项规定，印发边区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法令，并结合根据地具体情况，制定了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

为了重点做好政权的改造和建设工作，杨大章先后几次召集有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进行反复研究讨论。在讨论时，他说：“村级政权建设是我们坚持根据地的基础，要做好这个方面的各个环节工作，有什么问题，同志们就提出来共同商量，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什么样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1944年3月15日，专署发出了《关于改造村政权的指示信》，指出：村政权的好坏，关系到抗日斗争的成功与失败，要坚决清除原村政权中的坏分子，以保证村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之后，杨大章身体力行，深入到各县指导工作，整个专署迅速掀起了村政权建设热潮。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首先在群众中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并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对士绅，教育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因一时之安逸，忘了民族气节。对保甲长讲清抗日是为民族雪耻，不当亡国奴，不能只看到敌人一时的疯狂，看不到胜利前途。对群众，讲清要坚定胜利信心，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其次，加强锄奸反特工作。对那些一意孤行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毫不手软。就这样，杨大章上任不到10个月，第一地区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各级干部和群众都称赞他是一个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好专员。

1944年5月，第一地区区委为了配合部队恢复基本区，尽快做好地方党组织工作，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整顿蓟遵兴联合县党组织。16日，杨大章、第十三团政委廖峰、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占中（季安）带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各区主要负责人一行200余人，在专署警卫连的保护下，进山开会。他们由蓟遵兴的东部平原进山，穿过马伸桥镇北部的丈烟台、太平庄据点间敌人的封锁壕沟，来到开会预定地点——团山子村（蓟县下营）。

团山子是个小山村，周围山连山、岭连岭，山峦起伏，从这里到下营镇只有４公里。会议开始不久，一位同志突然病倒，急需抢救治疗。于是通过关系，到敌占区下营镇找来医生。但这名医生在诊病后，回到下营镇，立刻把会议的召开情况向敌人告密。敌人得知情报后，连夜从承德、平谷、兴隆、遵化等地，调集3000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17日，下营据点之敌用炮火袭击团山子。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杨大章果断决定与会人员迅速撤离，分散隐蔽，开往无人区。

18日夜里，天空阴沉沉的特别黑，这正是转移的好机会。然而天公不做美，队伍出发不久就下起了雨，走到下营窜岭庙附近时，大雨滂沱，难以行进，不得不暂时到庙里避雨。200多人挤在仅有７间房的孤庙里。拂晓，警卫连发现了敌情，立即向杨大章作了紧急汇报。很快，窜岭庙西山被敌人占领，密集的枪弹像雨点般射来，一颗颗炮弹不时地在附近爆炸。面对疯狂的敌人，杨大章镇定自若，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些即将返回各地，配合部队反攻作战的县区干部。关键时刻，他一面从容地让大家烧毁文件，一面继续派人侦察敌情，并根据南山沟深、岭多、树密的的自然环境和该处敌人火力较弱的情况，决定由连长马振林指挥警卫连，掩护县区干部向南突围。

指战员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奋勇冲杀，终于撕开了突破口，队伍迅速向外冲。由于这些人大都是平原地区的干部，没有作战经验，不熟悉地形，队伍很快乱了。在这时，敌人又抢占了南山头，并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突破口。南山冲不出去，杨大章继续指挥向东突围，但东山也被敌人控制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杨大章振臂高呼：“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在他的鼓舞下，干部战士精神抖擞，以巨石作掩护，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战斗由拂晓一直持续到将近中午，一部分同志经过顽强的拚杀，冲出重围，安全脱险。但杨大章却在指挥突围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35岁。

窜岭庙的道士许恒山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十分敬佩八路军干部抗日救国、英勇牺牲的精神。他毅然砸毁了庙内供奉多年的所有泥塑神像，亲手制作了一块烈士纪念匾，恭恭敬敬地悬挂在大殿中央，上书：“为国为民牺牲烈士纪念　为国尽忠光荣牺牲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对日军作战英勇牺牲三十三名　总司令占中　总政委杨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