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1915年8月8日—1944年3月）又名奇山，湖北黄陂县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1915年8月8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研子岗杨保益湾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1930年，杨学诚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哲学系学习。

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台后，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

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回校后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同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闻讯后，立即组织了爱国同学三四十人，与军警一番搏斗之后，使被捕三人获救。之后，杨学诚还把蒋南翔隐藏在自己屋里，并安全护送他转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不堪酷刑而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抗议。在这次斗争中，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开会的是杨学诚，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杨学诚。

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出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等，随刘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重要大会——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和西城区委书记。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最后于9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运动。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创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抗日游击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他在这个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中秋节前，他在应城潘家集蔡松荣家盐棚子的炮楼上主持召开了三天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分析了鄂中的斗争形势；具体部署了应城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0年4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豫鄂边区新四军主力东进，留守后方的部队成立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

1942年8月，华中局指示开辟鄂南地区，为此边区成立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指挥部，杨学诚任政委。当时的鄂南形势严峻，这一带不仅是日军的后方，也是日军向南、向西进犯的基地，同时又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前沿。面对强大的对手，杨学诚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杨学诚在鄂南虽然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却达到了从军事上打击敌人、从经济上封锁敌人的战略效果，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1943年初，他从鄂南返回江北，在开辟鄂南期间因受风寒侵袭，患了结核性肋膜炎，战争环境中，由于得不到休息和治疗，病情逐渐加剧。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

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南北地区。杨学诚随军转移。随即病逝于大悟山北麓高家洼。

寒门秀士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研子岗杨堡益湾一贫苦农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数亩，养家活口不够，常给地主打短工，以换取微薄工银。尊母黄氏，苦撑着家，晨炊夜绩，养育着学诚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杨学诚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七、八岁上，见同村小伙伴都上学读书，自己家贫，无力与往，便到附近一处私塾学堂，侧听老师育读教课。没有纸笔，则折断树枝在地上习字。父母见他如此好学，便将几亩薄田变卖，换得些许银钞，供他入塾就读。他熟读诗文，过目能育，在众童之中，出类拔萃。伯父在汉口经商，见他有出众之才，决计资助他到汉口上学。学诚乃离乡赴汉，至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数年之中，均以品学皆优而获学校嘉奖。1926年卒业于该校。1927年考入武汉一中，越3年进入湖北省立高中，复又转入武昌职业中学就读，直到1934年卒业。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他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业孜孜不倦。他热爱自然科学。做一个自然科学家，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铁蹄下的觉醒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水木清华，校园幽丽，正是读书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阵容整齐（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仪器设备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这些，对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华，便一头扎入书本。那时人们常见他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平时罕言寡语，绝少锋芒，也几乎未见他参加课外活动，国事与政治，他更是了无兴趣，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阅报室内，人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阅览每天的报纸，他显然对时局问题关心起来了。原来那时正在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军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当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那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股强劲的时代逆流，使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能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日军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也踏碎了杨学诚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将倾，何来个人的光明前途。他觉醒了！

数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对于政治就更加热心了。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运动。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在出发之前，他同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清华同学一起，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宣誓。誓词说：“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他被委为先遗大队的队员，和清华的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一起，负责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北方原野，风沙满天，酷寒刺骨，他们却置之度外，一路有说有笑，边走边观察情况，做好路标。他没有自行车，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一同赶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别的紧张辛苦。一个多星期之后，宣传队到了固安，他由于过度劳顿而病倒。这是他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开始，而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已流露无遗了。

“少壮派”的美誉

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他对于恶劣倾向的反对，如像眼睛对砂子一样的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拆烂污的事情，他就会首先发起急来，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毫不顾情面。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马当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动五千军队包围清华大学的事件，是“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期终考试的第一天。拂晓，四百多名警察、宪兵、保安队对清华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并被押送到清华西门警卫室，绑在床头木框架上。俄倾，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紧随其后，北平学联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这时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三、四十人，率先冲了上去。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急忙站起举枪威胁，一眼看到大群学生蜂拥上来，势不可当，就变计拖枪而逃。陆璀急忙拔出小刀，为蒋南翔割断绳索。三位同学被夺回来了。然后杨学诚即带领同学赶到西校门外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击败了军警，并把停在那里等候载送被捕同学的8辆军车砸烂。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回去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啦！当晚，宋哲元正式出动五千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那些已经暴露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都已分别躲开，有的藏在教授家里，大部份同学则躲进了体育馆。那天晚上杨学诚和何礼负责值守。他们鹄立在离体育馆不远的地方，监视军警的活动。直到天明时军警发现体育馆有人，向体育馆走去的时候，他们才后撤至同学中。军警当场捕去的人，没有一个是黑名单上的，他们只是胡乱抓了一些人，交上去应差。

这时蒋南翔必须离校暂避。他在交接工作离开清华之前，杨学诚将他秘藏在自己的房里，为他掩护，探听消息，最后帮他转移地点。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杨学诚只是关切着蒋南翔的安全，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蒋南翔后来曾说：“他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后，清华学运暂时沉寂下来。某些清华民先大队的负责人情绪消沉，放弃工作不管。经过队内积极分子的酝酿，召开了队员大会，改选了大队部。已孚众望的杨学诚和凌松如、纪毓秀、李昌等人膺选，组成了新的大队部。清华民先队又生龙活虎般地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整个民先队中最坚强的一个组织。

在1936年3月31日进行抬棺游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动中，杨学诚也是最为激昂。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会场去开会的是他，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杨学诚的以上种种表现，使他荣膺了“清华少壮派”的美誉。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积极热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便是他接受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36年5月或6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因此当时他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杨学诚入党前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入党之前，他在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就逐渐地习惯于考虑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后，他便出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清华，是“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阵地。在学生会中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在党内和民先队中，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态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论；在各种会议上，常常是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各不相下。必须首先在各种会议上战胜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才能把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下去并取得胜利。这一严重的任务，这时首先就落在杨学诚的肩上，而他确也是不负众望，屡战屡胜。正如蒋南翔在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纪念杨学诚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种讨论会的论战中，他成了一个最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的出色的雄辩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讲话，一下子转变整个会场的空气，把所有的人都激动和振奋起来。““他过人的天禀和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卓越成绩，使他成为清华学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领袖。”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随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同志。这时杨学诚等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重要指导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杨学诚和李昌也发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考虑。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正式参加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北平学委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最后于9月初旬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通过武汉华北同学会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参加省委，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团结了武汉和湖北各界的爱国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

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岌岌可危。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些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1938年8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杨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沧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的极其艰苦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杨学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也于此时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实际情况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的党性。这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沧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而上，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暑。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沧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 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同志和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区（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它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建设抗日根据地

养马畈会议以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40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以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和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地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沧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阵地。1942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欠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征战中，他还挤出时间，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义，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改，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待。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更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区党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学诚在鄂中和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称道，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

李先念在回忆鄂豫边区斗争历史的时候反复指出：“杨学诚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杨学诚烈士陵园位于罗汉街杨保益村，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4周有围墙。墙前立有高6米的墓碑，上刻中共黄陂县委、县政府撰写的碑文。1957年，中共黄陂县委、县政府为烈士修建陵园。200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拨专款进行了维修。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