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1913—1943），又名杨志雄，上海市南汇县老港乡日新村人。高小毕业后曾在家务农，后到六灶嵇义泰杂货店当学徒，后回家经人介绍到小学任教，并经黄渡师范学校培训，取得合格学历证书。1934年7月，杨定自办朱路小学。他教学认真，热爱学生，得到县教育局的表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25日晚，游击队在吴家码头与日军扫荡部队相遇，杨定等7人被抓至日军祝桥驻地。日军对其施以酷刑，而杨定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由本县教育界名流石瑞琪老师保释。5月，中共浦东工委派杨定负责游击队管区的教育工作，杨定自编教材，进行抗日教育。1942年7月，杨定奉命随军到浙东，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经济委员会二科科长。1943年3月调任三北(姚北、慈北、镇北)分会主任。6月21日下午，杨定带秘书和警卫员到浒山区检查税收工作，在何家村东遭遇出来扫荡的日军，不幸被捕。杨定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随后被日军带至余姚县城，杀害于石人山。

杨定原名杨志雄，1913年8月15日出生于浦东老港日新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3年与同乡夏金莲结婚，生有二子一女。1938年投身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杨定。1943年夏，杨定壮烈牺牲于浙江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杨定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以务农为生，家中虽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地，但因连年歉收、苛捐杂税和人口较多，生活甚为艰难。杨定从小聪明伶俐又懂事，深得其舅父潘世昌的喜爱。在念小学时，其舅父潘世昌就带他到自己创办的公和小学求学。后又送他到惠南高小学习，毕业后在家里跟父母干农活。1929年，杨定到六灶嵇义泰杂货店当学徒。约二三年时间，杂货店破产倒闭，杨定只能返回家中。没过多久又经人介绍到小学任教并到黄渡师范学校培训（现上海安亭师范学校）。黄渡师范学校是一所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作为办学宗旨的学校。杨定在校学习期间深受陶行知先生思想的影响。在取得了学历证书后回乡任教，并践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1934年7月，杨定创办朱路小学（在现浦东老港镇牛肚村）。为的是让当地的小孩子都能够上学学知识，长大后能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也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能有更好的生活。杨定任教期间，认真教学，热爱学生。当时学校条件很差，他曾自制教具——用猪毛等物制成大算盘，教学珠算。有一次学生患流行性疟疾，他步行到奉贤王良心堂药店，自费购买“山岳药”送给学生服用，颇得当地群众的好评。当时县教育局曾派人调查了解，并在《南汇民报》上表彰杨定办学有方。

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浦东平原，浦东人民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杨定执教的朱路小学也被迫关门。目睹日寇在自己的家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生活在悲惨痛苦和惊惶之中，年轻的杨定萌发出一股抗日救国的激情。正在此时，他结识了富有抗日救国思想的热血青年连柏生、林达、王才林等，立志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1938年夏末秋初，杨定参加了南汇县抗日武装——由连柏生为中队长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1939年6月，“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连柏生任大队长，王才林任大队副，下辖3个中队，共200余人，杨定任秘书。同年，杨定经朱君务（中共浦委委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将原名杨志雄改为杨定，表示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1940年3月25日，侵沪日军集中2 000多兵力围攻南汇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卫二大”。在北起江镇，南起老港，西至钦公塘一线，疯狂进行扫荡，海面上也派出汽艇配合，实行水陆合围。“抗卫二大”和“抗卫二大一中”的干部战士计50多名，被压缩在东西10余华里、南北30余华里的狭小地区。在敌人拉网式包围，梳篦式搜索中，有干部战士十多人被捕，“抗卫二大一中”区队长林阿本等6人在二灶泓被敌人抓住后遇难。杨定和朱君务等七人，被抓至日军驻地祝桥。关押期间，日军曾用“老虎凳”等酷刑进行逼供，杨定始终未供认出组织情况和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由本县教育界名流石瑞琪老先生证明杨定“确是一个小学教师，并非游击队员”而得以保释。杨定在祝桥脱离虎口后，因遭日寇严刑拷打，身体多处受伤，在家人的安排下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中，爱人劝其在家“安分守己”，不要再外出活动，以免家里人担惊受怕。但杨定觉得国难当头，在家生活不会安宁，日子也不会好过，特别是介绍自己入党的朱君务等革命同志惨遭日寇杀害，更使他懂得不赶走日寇，就没有未来。此后，他不仅自己坚持革命，还先后动员胞弟杨志豪，妻弟夏祖德，堂弟杨志远、杨三囝等人参加了革命。1940年5月，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扩编为淞沪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组织上考虑到杨定受伤未痊愈，就派他到五支队辖区内的六如小学、正本小学等学校任教，一来可以让他更好地养伤，二来杨定本来就是老师出身，自己开办过学校，教学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对提高辖区内的抗日宣传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在教学中，杨定非常认真，一直用自己刻印的抗日课本教学生。如“东一村，西一村，村村打倒日本人”等，向学生宣传和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呼唤承受苦难的群众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

1941年杨定调到一区（即老港、新港、惠南、盐仓、东海、黄路、万祥等地区）任征收主任，负责征收抗日公粮和筹集部队活动经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苏南行政公署任命连柏生兼任南汇县县长，下辖8个区，各区设征收主任1人。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抗战时期，由于老百姓都不富裕，所以征粮工作一直极为困难。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粮任务，是摆在杨定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这之前一直采用向各乡摊派的办法筹集公粮（即要求各伪乡公所按规定向游击队送交），不能满足部队给养需要。杨定接任后，通过调查研究，开创了以征收田亩捐的新办法。他通过关系到伪县政府抄出了原国民党的田赋册，然后以抗日武装游击队名义造册向各户征收，使抗日粮款收缴工作有了保障。这样，征收任务不仅如期完成，而且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当时党中央关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全民团结抗日的方针。为此，杨定受到五支队领导的表彰，并按征收金额比例发给奖金六千余元。杨定把这笔奖金平均分给了同一区工作的孙瑞祺、夏筱塘等其他有关同志。后来其他区都学习这一办法，使部队活动所需粮款得以顺利解决。在如今看来，杨定是个思想活跃，极具创新意识的人才。杨定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叉、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警惕性高，组织性强，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对敌人斗争坚决。1942年春，国民党马柏生部队的嫡系陆嘉南，居心叵测地突然来找杨定，企图通过杨定与连柏生联系，将我党领导的五支队拉过去，收编为国民党部队。杨定在摸清陆嘉南来意后，立即密报连柏生，因连不在，乃向代理连柏生工作的张晓初汇报。张知道陆的底牌和来意，即嘱杨定保持警惕，随时注意陆的动向。不久，上级派员通知杨定，杨奉命连夜派人将陆嘉南就地处决。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新四军在渐东三北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7月，杨定奉命调往渐东，开始任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二科科长。12月，直属三北游击司令部的三北经济委员会在慈北洞桥虞家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连柏生兼任主任，下辖东、中、西3个分会。东区分会主任范刚，西区分会主任黄佐一。1943年3月杨定任中区（龙山、观城、浒山）分会主任。三北经委会成立后为了调动三北人民抗日积极性，同时保障地方绅士的权益，采用二五减租和对雇工增加工资的办法，从而使极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其次设立税卡，在沿海地区对过往商人货物收税，以保证部队的经费来源。由于三北地区相对比较富裕，抗日政府征得的税收，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浙东抗战，而且也了支援华中局和新四军。每到粮食征收时节，日伪军必然会来抢粮，三北地委就组织部队打击抢粮的日伪军，从而保证了部队和人民的粮食供应。最后是印制抗币，打击日军的金融掠夺，保证了根据地的物价稳定。在浙东，斗争形势险恶，生存条件严苛，与杨定同去的有位同志吃不起苦，加之家人的拖累，经领导批准离开部队返回老家。临走前，他去看望杨定，杨定在路口送别时，嘱他回家后仍然要坚持抗日救国，并对他说：“我决心参加革命到底，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真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当生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恶病。”这充分表现了杨定坚定的信念。

1943年6月21日上午，杨定决定到浒山区检查税收工作。这个区就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敌伪据点林立，樟树庙、浒山有日伪军据点，环境极为险恶，而征收工作却搞得特别好。杨定曾多次对浒山征收处主任吴浩南说：“要到浒山区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这天他带了秘书邱恭、警卫员钮茂兴，会同吴浩南及其通讯员岑纪田，一起从慈北洞桥虞家出发。在途经浒山区三官乡潭河沿何家村东时，迎面碰上“扫荡”的日军，一时躲避不及，只得边跑边还击，但仍不幸被俘。杨定和邱恭被俘后，被关在樟树庙日军据点。当天，吴浩南即向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和慈姚县委书记谢仁安等汇报。 组织上获悉后，多方设法营救，并买通了一个日本翻译，使日寇放松对杨、邱的监禁。6月23日中午，他们趁日寇外出“扫荡”的机会，越狱而出。不幸逃离不久，即被敌人哨兵发觉，他俩立即商量，决定分两路背向而行，杨定朝东南方向跑，邱恭朝西北方向跑，以分散敌人的追捕目标。敌人紧盯杨定奔跑的方向追赶，杨定不幸又落入日寇的魔掌。杨定重新入狱后，遭受了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把杨定关人木笼，且将手和脚都用钉子钉上。杨定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久，杨定被日寇杀害于石人山。

杨定烈士牺牲处位于匡堰镇石人山，杨定同志的革命足迹是后人前行的路标，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