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名，下令将奉系元老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枪杀于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

1929年1月10日晚，严寒笼罩下的沈阳显得十分寂静，大街上的路灯也似乎被一层浓纱所遮盖，无力地将昏黄的光线射向地面。街上偶尔走过的一两个路人也是步履匆匆，整个沈阳笼罩在一种凄寒入骨的氛围之中。就在这时，几声沉闷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枪响之后，两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倒在大帅府。 这就是震惊东北的“杨常事件”。

杨、常何许人也 这两个被枪杀的人就是张作霖在世时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宇霆早年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投入张作霖麾下。因练兵有方，深得张作霖赏识和重用。历任奉军陆军上将、奉天督军署参谋长、安国军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要职。他精明干练，才略过人，素有“智囊”之称。曾为张作霖扩充兵工厂，夺取吉、黑，问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张作霖对他极其宠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东北军政事务任凭他做主。 常荫槐，字瀚襄，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历任奉天军警执法处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代部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常荫槐与杨宇霆一样，干练多才，办事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在任京奉铁路局局长期间，不畏强权，采取严厉措施，整饬多年秩序混乱的京奉铁路，使路风路貌迅速改观。张作霖五夫人的厨子无票乘车被打，就是常荫槐的“杰作”。为与日本抗衡，他参与谋划并主持修建了打通铁路（打虎山至通辽），在维护东北路权和铁路建设上功不可没。张作霖被炸死后，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只可惜时间短暂，成效不甚显著。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他们以“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为理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杨宇霆极力推荐常荫槐为督办，常荫槐也表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中东铁路纳入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张学良表示，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应该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切不可草率从事，并推托要将此事上报南京政府后方可执行。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二人如果知趣的话，就应适时而退。不料，素来飞扬跋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根本没把张学良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坚持要即刻决定，并拿出事先就已拟好的文件递给张学良，说道：“此事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就这么办了。你签个字，我们马上公布众！” 杨、常二人的强硬态度，让张学良怒火中烧，差一点儿拍案而起。但他忍住了，强压怒火，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你们的建议，我可以考虑。现在天色已晚，我让下人们先备饭。我们一起用餐后再商量吧。” 杨、常二人交换了个眼色，说：“这样也行，饭就不吃了，我们还有要事回去处理。再说，临来时，已经告诉家人准备晚饭了，我们吃过饭再来听结果。”说罢，二人起身告辞。

杨宇霆和常荫槐走后，张学良立即将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召进客厅，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东北易帜时，他们想尽办法阻挠易帜。刚才又强逼我成立东北铁路公署，发布常荫槐为铁路督办的任命。我说，事关外交问题，办也得请示南京政府，我无权决定。但他们逼我立即签字，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回去吃饭，很快就回来。我命令你立刻将杨、常处死，你率卫队执行。” 高纪毅平素虽然早就看不惯杨、常二人的飞扬跋扈，但听此命令，还是心头一惊。很快，他就镇定下来，问：“在什么地方？”张学良想了想，说：“就在这儿，老虎厅。” 这时，时针已指向了下午5时半。高纪毅马上进行准备，他挑选了4名卫士，由他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此外，还安排刘多荃负责帅府内外的警卫工作，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 一切布置妥当，只等杨宇霆、常荫槐前来送死。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丝毫没有感到死期临近的杨宇霆和常荫槐，还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来到老虎厅就座，拿出那份文件，只等张学良签字。 这时，在门外守候多时的高纪毅和谭海率领4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夺门而入，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按住。杨、常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挣扎着说：“你们要干什么？”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刻执行。” 杨宇霆和常荫槐听后，顿时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纪毅一挥手，卫士举枪就打，随着几声枪响，杨、常二人倒地身亡，鲜血流了一地。

在描述张学良下决心枪杀杨、常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提到，张学良在老虎厅送走杨宇霆和常荫槐后，回到卧室，由于无法下决心杀还是不杀，乃抛掷银元看天意来决定杨、常生死。但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抛掷银元是否真有其事，二是抛掷银元的时间，是在杨、常走后，还是在此之前。 对于抛掷银元一说，张学良在1989年与王冀谈及此事时，肯定了有这回事。他说：“我丢了3次，都是袁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银元的成色有问题，再押反面朝上，结果，丢3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

此外，关于抛掷银元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想当然地将其安排在1月10日下午，也就是张学良送走杨、常后的这段时间内。但据高纪毅回忆说，杨、常走后，张学良即召见他，此时是下午5点半。而杨、常二人走的理由也是晚饭时间到了，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作出这个重要决定的可能微乎其微，肯定是之前已经定下来了。 此外，据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王家桢回忆，10日上午张学良曾把他召去，问他：“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 显然，这个内部人事变动指的就是“杨常事件”。由此判断，张学良这时已下定决心要除掉杨、常了，只是还没决定何时执行。既然如此，那么，抛掷银元肯定发生在这之前，也就是10日上午张学良见王家桢之前。

杀死杨、常后，张学良即瘫倒在床，缓了一会儿才开始着手处理善后工作。他一面用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令他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组织人连夜草拟善后的有关文字材料。 天还未亮，张学良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已将杨宇霆、常荫槐处死。闻听此讯，几人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张作相对张学良说：“此举未免过甚。”张学良回答说：“我此事如果办得不对，可向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没有办错。” 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文，正式报告南京政府，并昭告东北各市县。但郑谦与杨宇霆、常荫槐关系甚密，杨宇霆在任江苏督军时，曾推荐郑谦为江苏省长，从此，两人结为死党。 城门失火，难免不殃及池鱼。此番杨、常突然被杀，与其关系密切的郑谦不免心中害怕，坐立不安。惊恐之余，这位“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才子，提起笔来却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便起身要走。警务处长高纪毅正色告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能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仍写不出一个字。无奈，只好改由刘鸣九执笔，完成了草拟文告的任务。郑谦受此惊吓，一病不起，3个月后病故于沈阳。这就是当时社会流传着的顺口溜“枪毙杨、常，吓死郑谦”的来历。 其实，张学良本无杀郑之心。闻听郑的死讯，他深感遗憾，乃命左右厚恤其家属，并亲临郑家吊唁，派人派车帮助其家属将郑谦运回家乡安葬。

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沈阳城为之震动。与杨、常关系密切者，人人自危，生怕祸及自身。孙传芳听此消息后，不告而走，潜赴大连。面对这种状况，张学良为稳定人心，通电全国，明令宣布：凡杨、常重用之官员，如不违法，概不株连，从而使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杨、常死后，王家桢等人提议，对杨、常两家应设法安慰一下。张学良特派人到杨、常府上各赠恤金一万元，以安抚死者家属。张学良还亲自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在信中自比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说“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心中痛耳”！ 紧要事处理完毕，张学良下令将杨、常尸体用地毯裹好从老虎厅抬出，用汽车送到风雨坛姜庙装棺，并通知其家人前去收尸。

杨宇霆生前飞扬跋扈，得罪了不少人。因而，就在杨家人去收尸前，有与杨宇霆有深仇之人，趁人不备，把杨宇霆的头割了下来，让他死无全尸。杨家人无奈之下，只好找了一块木头用布包上来代替头颅。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一个是奉军总参议、兵工厂的督办，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虽然有些事做得过分，但罪不当诛。“杨常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觉得张学良手太黑，不该以这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权力之争。 为了争取舆论上的支持，张学良迅速公布了《杨常伏法之判决书》、《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等有关文件。还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发给记者每人一份有会审人员一一盖章的“判决书”。判决书对外宣称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 张学良亲自出席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今天把大家请来，因为关于杨、常二人正法的事，外间多有不明真相，揣度臆拟在所难免。二人确有犯罪证据，且当处置以前，经历15小时，一切法律手续俱已完备，始为施刑。” 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并将拟定日期写为事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