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椿(1911～1976)，原名杨世浓，中共党员，山西省万荣县人。

杨效椿 原名杨世浓，山西省万荣县人。运城第二师范毕业后，就到万荣县女子学校任教，1937年冬，他爬山涉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徽六安抗敌自卫大队长，中共寿六霍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新四军4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新8团政委，1940年任新四军2师6旅18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2师6旅淮南独立团政委，1945年任新四军2师6旅副政委，1946年任中共定（远）、凤（阳）、滁（县）、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华东军区淮南支队司令员，1947年5月任华东军区江淮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1948年任华东军区皖北军区巢湖军分区政委，1948年4月任津浦路西地委书记。建国后，任皖北巢湖地委书记，安徽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合肥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带病深入基层检查工作，10月4日，不幸病逝。

杨效椿，原名杨世浓，字子厚，清宣统三年(1911)生于汉薛镇薛村沟。他从运城第二师范毕业后，就到万泉县第一高校和女子学校任教。民国26年(1937)冬，他爬山涉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27年(1938)，他到大别山鄂豫皖区党委工作，先后担任过江北纵队某营教导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任安徽省人事厅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革委副主任等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效椿受命于危难之际，身处艰险之中，率队和敌人作战，亲临前线，不惧生死，多次负伤，消灭了淮西地区的多股日伪军，并缴获了大批武器。民国31年(1942)，他任寿阳县委书记兼淮西独立团政委。从1943年到1945年三年时间，他和敌人作战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一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余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敌人每提起他的名字就异常恐惧，并大骂他“老羊头”。

民国37年(1948)3月，他任四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这时，国民党集结了一万五千余兵力，分九路向我军反攻。杨效椿和分区司令员李世炎率领四分区军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四个月的时间，粉碎了八倍于我之敌，从而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奠定了基础。

杨效椿在战场是一员骁将，在和平建设时期，又是一位人民的好公仆、廉政楷模。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他身患胃病、肺病、胆结石和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医生要他按时休息，及时服药。但他一工作起来，就把医生的嘱咐抛到九霄云外。他曾在庐江县工作，那里是个重灾区。有一次，他带病和大家一起抗洪排涝，他胃疼的厉害，额头上沁满了汗水，直喘粗气。但他仍爬在桌子上打电话，安排生产，听取汇报。

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坏人捣乱破坏，使淮南煤矿停产，严重地影响了华东人民的生活用煤和生产用煤。省委几次派人都未能解决问题。这时，杨效椿正在医院治疗肝病，听到这个消息，他拔掉液袋就寻省委，要求派他前去。许多好心的同志劝他别冒这个险，他却置之一笑。征得省委同意后，带了几名同志连夜出发。他一到淮南，就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很快恢复了生产。市委同志看着他的病情，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现在多出煤，对我就是最好的良药。”那时，一小撮坏人为了把他赶走，扬言要“火烧洞天宾馆，活捉杨效椿”。同志们劝他避一避，他却说：“越是危险越要坚持斗争，遇到危险溜之大吉，这叫什么共产党员?怎么能对得起党和群众。”杨效椿威武不屈的精神，震慑得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他一直在那儿坚持了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直至胜利而归。

杨效椿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来不搞特殊。他家里一个脸盆，竟用了20年，还舍不得扔掉。他穿的衣服、袜子，总是补了又补，还穿在身上。他家一个吃饭小桌，年深日久，中间破了个窟窿，他亲自用木板修补后还用了十几年。他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对百姓说话要和气，不能占群众的便宜，不能干违犯国家政策的事。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战士提篮咸菜，就问：“这是哪里来的?”战士说：“群众送的。”他说：“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立马让指导员带着那位战士送还群众，并要他向群众赔礼道歉。

他曾在战争中三次负伤。解放后，国家为他发残疾证，他予以拒绝，说：“许多同志为革命都牺牲了，我只是流了一点血算啥?”他在南京住院期间，组织部门为他寄了300元休养费，他原封不动寄回。

1951年秋，省军区批准为巢湖军分区每位领导做件皮大衣，杨效椿当时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勤部派人为他量尺寸，他给军分军副政委徐速之打电话说：“领导为我做大衣是对我的关怀，但我不能要，因为我是兼职。”徐说：“这是库房现有的材料，不花钱。”亦被他婉言谢绝。

1957年，他到皖南一个县检查工作，途中汽车抛锚，司机修车时他发现工具箱放着新茶叶，问司机哪里来的，司机说新买的。他当即沉着脸说：“茶叶是国家统购物资，如果都这样做，国家的统购任务咋完成?”他一直站在路边，眼看着司机把茶叶送回。

他的侄儿和侄媳一个在南开大学工作，一个在山西，想请他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却说：“这是组织部门的事，我们不能利用职权和关系搞特殊。”他经常教育子女说：“姓公的东西，个人无权使用。”因此，他的子女从来没想沾公家的便宜，也不敢向他提非分之事。一次，女儿分娩，以为这是特殊情况，想用他的车送医院。他说：“贫下中农的子女生孩子用小车吗?这车是用于工作的，你们以后谁也别想打这个主意。”他让家人找了辆平板车，把女儿送到医院。

1962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他将补发的工资全部上交了党费。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信。1958年，他被错打成右派，老百姓就在街上喊道；“杨效椿要是右派，世界上就没好人了!”为他鸣不平。

他经常带病下乡工作。有一次，他外出检查工作，车陷在泥坑，群众见是当官的车，没人肯上前帮助。这时，杨效椿胃病又犯，爬在车中呻吟。司机急得满头大汗，他的秘书忽然想起他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声喊了句：“这是杨效椿的车呀!”老百姓闻听他的大名，知道他是清官，就主动上前把车拖出，送上路程。

文化革命开始后，他被打成走资派，押在江淮旅馆西楼，由解放军战士看管。一天，一伙造反派闯开解放军岗哨，一个头头一脚踢开他的房门，计划揪斗他。进屋后见他衣着朴素，身体清瘦，正气凛然，铁骨铮铮，只好愣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扭身就走。别人问他揪斗的杨效椿在哪里，他说：“那人是清官，不能斗，批判那人良心上过不去!”

1976年10月4日，杨效椿走完了他的66年人生道路。当时“四人帮”还没粉碎，对他的悼念活动还受到各种限制。但是，前去吊唁和送葬的群众却如潮涌，这在安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谭震林、张鼎丞发去唁电；粟裕、李德生、胡炜、余立金、方毅、张劲夫、陈国栋、朱绍清、王集成、成钧、谭启龙、铁瑛、李葆华、陈作霖、王一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都送了花圈。这些，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公仆。

1977年11月，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