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之，中国常用名，著名的有我国古生物地层学家杨敬之。早年曾对四川、辽宁、黑龙江、山西、湖北等省的区域地质、地层、矿产地质有广泛、深入的研究。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地层学研究，是中国苔藓虫、层孔虫古生物学和石炭纪地层学的主要权威，其主撰的《中国的苔藓虫》、《中国的层孔虫》、《中国的石炭系》等为重要经典著作。最早提出中国石炭系二分方案。把沉积学研究与古生物学、地层学研究有机结合，更好地解决了古生态、生物地理分区、演化等问题，提高地层划分对比精度，取得了很大成绩。此外，还有唐代文学家杨敬之。

1912年6月4日 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文德村。

1932年 毕业于保定河北省第六中学，考入河北农学院林学系。

1933年 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7年 毕业于北大地质系，赴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工作。

1938-1946年 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副技师、技师。

1946年 任南京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荐任技士。

1947年 赴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地质系进修。

1948年 获迈阿密大学理学硕士学位，赴华盛顿美国自然博物馆考察进修。

1948年 回南京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

1951年5月至今 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以后相继为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研究组长、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

1956年 加入九三学社。

1958-1978年 当选为江苏省南京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全国地层委员会石炭系组副组长。

1962-1984年 当选为江苏省地质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副理事长。

1979年 任全国地层委员会石炭系组组长。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

1981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3年 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层委员会石炭系内部分界工作组成员及国际石炭纪地层地质会议常设委员会委员。

1987年 任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1989年至今 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

杨敬之，1912年6年4日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文德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德政勤苦俭朴，努力撑持全家生活。杨敬之有3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他父亲母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送孩子们上学。杨敬之1927年考入河北省保定市志存中学初中部。1930年考入保定市河北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1932 年高中毕业，考入河北农学院林学系。1933年，他因深慕北京大学盛名，因而情愿牺牲一年学籍，投考北京大学地质系，幸而得中。

北京大学地质系师资力量雄厚，有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谢家荣等著名教授，有浓郁的学术气氛，杨敬之和同学们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和同班同学卢衍豪、叶连俊、郭文魁、岳希新、宋应、赵家骧、佟城等后来都成了卓越的地质学家，卢、叶、郭、岳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7年6月，杨敬之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到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工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杨敬之与该局矿产课课长侯德封及该课的任绩、李树勋、周德忠等一同离开太原，1938年初到湖南长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4届学术年会，见到留德归来的地质学家李春昱，李告诉他们，他已按当时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旨意，筹创成立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并任所长，所址在重庆，当时只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四川省建设厅调去的李陶、李贤诚、苏孟守等几个人，急需吸收地质学者入该所。杨敬之就和侯德封、任绩随李春昱去了重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他们和上述几人堪称该所的“开国元勋”。

杨敬之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了整整8年，曾任副技师、技师。他到该所之初，与侯德封一起调查了彭山县的芒硝矿，犍为县的煤矿，绵竹、平武、江油等县地质，四川盆地地形等等。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由侯德封继任后，杨敬之又在侯德封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该所所长李春昱是侯德封、杨敬之的老上级、好朋友，又邀请他们去南京共事。于是侯、杨二人于1946年7月调到该所。侯为技正，杨为荐任技士。

1947年1月，杨敬之被派往美国留学深造，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地质系进修微体古生物学。1948年6月，他以《美国俄亥俄州依屯地区中奥陶统的苔藓虫》的论文通过答辩，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8-11月，他又去华盛顿美国自然博物馆观摩标本，查阅有关微体古生物学的文献。同年底，他回国。

1949年初，他与侯德封的女儿侯祐堂结婚。侯祐堂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他们在一个所共事一两年，彼此很了解。杨留美期间，侯祐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他们婚后生有一子一女，现都在南京工作。

1948年底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反动政权风雨飘摇。国民党政府勒令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单位迁离南京。李春昱所长与该所各级领导人、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周赞衡、侯德封、程裕淇、李善邦、高振西、叶连俊等共同领导了抗迁护所的斗争。杨敬之和绝大多数员工意见一致，坚决团结在所领导周围，坚持留在南京，并且值班、站岗、巡逻，保护所里财产和人身安全。1949 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原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图书、仪器、标本及一切财产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杨敬之仍从事地质矿产调查等方面的工作。1951年初，地质机构调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以后相继改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杨敬之和侯祐堂夫妇调入该所，一直在该所工作，迄今已逾半个世纪。他们都成为蜚声中外的古生物学、地层学的权威科学家。杨敬之先后任笔石、珊瑚、苔藓虫研究组组长，他是中国苔藓虫、层孔虫古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侯祐堂是中国介形虫古生物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杨敬之还担任过该所微体古生物研究室、沉积矿产研究室、沉积岩研究室和晚古生代研究室的室主任。1956-1962年及1980-1984年，他被选聘为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5年为名誉委员。

杨敬之1972年起担任该所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参与编辑了《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古生物第一、第二、第三分册，该书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59年及1979年，第一、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上，他先后被推选担任全国地层委员会石炭系组的副组长、组长。1962-1984年，他被推选为江苏省地质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1年，中国地质学会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79年、1984年，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89 年后任名誉理事。197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与科学出版社联合组成“《古生物学基础理论丛书》及《古生物学专著》编辑委员会”，他担任委员。1980年，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成立，他担任理事。

杨敬之1963年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与地质大会。1965年、1980年先后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德国，进行学术交流，参观有关地质机构和科研单位，观察地质剖面。在联邦德国，他还代表中国科学院商谈两国间有关地层古生物合作项目。1968年，他在国际苔藓动物协会首届会议上被推荐为会员。1983年，他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十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及地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石炭系内部分界工作组的成员及国际石炭纪会议常设委员会委员，并被确定负责筹备1987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大会。此会于1987年8月在北京召开，他担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圆满完成了任务。

杨敬之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1978年当选为江苏省南京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之后，为了替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发展提供沉积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积极筹建沉积学研究室，杨敬之为此做了许多动员与组织工作，并担任室主任达20多年。在课题选择上，他强调一定要与古生物学、生物地层学相结合，要在层型剖面、界线层型或重大地质界线、生物地理区系和国家急需的能源及矿种等方面开展工作。多年来，该室研室范围遍及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研究地层时代遍及震旦纪至早第三纪，研究内容涉及碳酸盐岩、泥质岩、硅质岩、砂岩、铁、锰、磷等矿产及油气生储岩层的沉积环境、沉积相、沉积模式、古地理等。该室同志完成论文及报告数十篇，100多万字，杨敬之都一一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对该研究室的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贡献。

杨敬之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长期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负责青年科技人员的培训工作。他亲自招收了7名研究生，培养中青年科技工作者10多名，不少已成为中国外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培养人才很注意爱护其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例如，他的研究生王成源本来跟他学层孔虫，已取得很多成绩。但王看准了牙形类化石的发展潜力，意欲转向。这被有的人误指为搞自由化。杨敬之却满腔热情地赞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多方支持。王成源因而进步很快，硕果累累。特别是探讨该化石成因，提出是毛颚动物的肉中刺，因而将这一大类化石称为“牙形刺”，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独成一派，在中国外都有深远影响。该所牙形刺学科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在科研及生产上都有很大作用。

杨敬之和侯祐堂夫妇在耄耋高龄仍老当益壮，高瞻远瞩地探讨古生物学今后的发展战略问题。他们在1998年出版的由陈述彭主编的巨著《地球系统科学：中国进展·世纪展望》中，撰写了“古生物学”条目。杨敬之又在2001年的《微体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了《今日古生物学之我见》一文。总的意思都是说明古生物学面临着方法的改进、技术的更新，从外部形态的描述和内部构造的探索，走向与外部环境的综合研究，走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些精辟见解为广大古生物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杨敬之在地质古生物学战线耕耘了70个春秋。他谦虚谨慎，待人忠厚，忠于党，忠于人民，工作兢兢业业，严谨认真，淡泊名利，给广大后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