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1907-1942），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杨松是东北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后来在延安创办和主编《解放日报》，是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11月生。1921年考入陈潭秋、董必武等人创建的武汉中学。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受团中央派遣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兼任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和俄文翻译。1928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31年1月被选为团中央委员，随后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1933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负责处理满洲问题，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

1934年，中共吉东局遭日军破坏，杨松按党组织要求化名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回国到东北，成立中共吉东特委，任特委书记。同年底，兼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治委员。1935年7—8月，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参加了《八一宣言》起草工作，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在杨松等人推动下，从1936年2月开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8年2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同年9—11月，他作为东北地方领导干部和抗日联军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起草。

1941年3月，中央决定创办党的历史上第一张大型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杨松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同志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使《解放日报》成为党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由于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环境，杨松患上肺结核，病情恶化，不幸于1942年11月病逝，年仅35岁。

推动抗联

1927年2月底，经共青团中央介绍，杨松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不久，他在中山大学转为中共党员。杨松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继续留校深造，兼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和俄文翻译。

1934年后，日军加紧了对东北、华北的侵略，东北的斗争形势更加困难严峻。中共吉东局遭到破坏，部分山林队叛变投敌，日军连续进行大“讨伐”。在这关键时刻，杨松化名吴平，受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委派，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于1934年7月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回到东北。他首先到穆棱县，住在下城子区河西屯抗日老人姜结存家，开始筹建中共吉东特委。10月初，在姜家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吉东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共吉东临时特委，杨松任特委书记。会后，杨松化装成乡村医生，提着药匣子，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穿着长袍、布鞋，深入穆棱、宁安、密山、勃利、饶河等县工作。在密山县，他发现县委主要负责人不仅闹派争，而且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一是对上级党的文件不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常凭个人主观意志办事。当时，日本人在土龙山要缴照（地主土地归日本人收租）、缴枪、要姑娘，农民忍无可忍，起来暴动。地主谢文东也面临着被缴照、缴枪的威胁，因而也被卷进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行列。他们迫切要求抗日武装出兵支援，但县委负责人以谢文东是地主武装为由，拒不出兵。二是发展反日会会员条件过严，策反工作过急。共产党员胡伦打入伪军，工作很有成绩，由于县委负责人强令胡伦在伪军中发动哗变，致使胡伦过早暴露，策反工作受到损失。三是忽视保密工作，群众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及县委负责人姓名，若有一人叛变，县委就会遭到破坏。根据这些情况，杨松采取了果断措施，在密山哈达河子召开密山县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和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批评了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出了改组县委和加强反日武装部队领导等决议。会议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推荐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日军在我扩大会议之后不久，进行了一次大搜捕，由于措施及时，密山县委未遭破坏。

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刚建立时，部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既有共产党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还有亮山及王荫武领导的抗日山林队。一次，亮山及王荫武部联合缴了抗日义勇军某部的武装。抗日义勇军主张以牙还牙，攻打亮山及王荫武部，双方剑拔弩张。杨松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他一方面批评亮山、王荫武收缴抗日义勇军枪支的错误；一方面又做抗日义勇军的工作，给他们讲若以武力解决，正中了日军“以华制华、各个击破”毒计的道理。他要求李延禄给对方写信，告诉对方“只要不反共，缴掉的枪支就送给他们作为抗日的武器好了。如果愿意和我们建立抗日同盟关系，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亮山、王荫武接到李延禄的信后，派人来向李延禄道歉，并说：“本来我们在误会发生之后也考虑过，要是密山、穆棱河一带山林子里实在站不住脚，就要投降日本了。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的这个念头才打消了。以后，只要你们用得着我们，我们自然要尽力。”这样，他们都不记宿怨，又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为了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精神，1934年12月20日，杨松又主持召开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他指出：抗日斗争是艰苦的，日军的冬季大“讨伐”即将开始，必须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共同抗日救国。会议经过协商，发表了抗日联合宣言，并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会后，杨松又深入部队，帮助五军层层建立党团组织。通过各级党团组织的政治工作和党团员的模范作用，纠正了部队过去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更加增强了战斗力。

吉东地区抗日武装的统一和发展，威胁着日伪的统治。敌人为消灭抗日力量，在1934年冬至1935年初，对宁安地区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他们在战略上采取一部分兵力驻在交通要道，一部分兵力集中进攻我抗日武装；在经济上采取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大屯”、十家连坐的保甲制，以断绝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还进行分化宣传，提出“专打共产党，收降山林队”的口号。虽然日军的“讨伐”来势凶猛，但是，经过整编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抗日武装在杨松、李延禄、周保中的领导下，联合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攻击敌军薄弱环节，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从宁安、密山向额穆、穆棱、勃利、依兰等县发展，形成掎角之势，相互援救，牵制敌人兵力，并转而包围敌人的据点，袭击车站和小市镇，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反“讨伐”取得了很大胜利。

活动于密山、勃利一带的“小白龙”“打东洋”“义军”“西边好”等山林队，一方面反日抗日，同时又有绑票、抢老百姓马匹和衣物的行为，群众十分不满，称他们为“胡子”（土匪）。因此，有的人主张派部队去缴他们的械。杨松则主张采取帮助、改造的办法。他在李延禄部队工作期间，得知李延禄的游击队经常配合、增援“小白龙”山林队打击日军，因此两部交情很深。于是，他在向李延禄了解情况之后，便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小白龙”。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杨松了解到，“小白龙”原名苏衍仁，是一位很有正义感、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曾率领五六百人的山林队攻打过梨树镇，严惩了镇里的汉奸和地头蛇，他的身上还留有日军机枪打的伤疤。杨松对“小白龙”说：“你苏衍仁举义旗打日本，甚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负重伤仍然不悔，决心和日寇血战到底，这是为了什么？”

“小白龙”毫不迟疑地回答：“为的是赶走日本强盗，让东三省的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这就对了。可是你的部下却有个别人打骂老百姓，抢夺群众财物，他们这样做，和你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的意愿不正相反吗？”杨松的这句话问得“小白龙”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当他听了杨松对他耐心讲解军民关系应当是鱼水关系的道理之后，当即表示要把混进部队里的坏分子清洗出去，恢复“小白龙”山林队的名誉。杨松离开这支山林队不久，就接到自称“吴平老弟”——苏衍仁的亲笔信，信中说他已从山林队里清除了20多名惯匪。这支山林队经过整顿之后，军纪严明，作战勇敢，不久就加入了抗日联军第四军，苏衍仁还担任四军三团团长。后来，这支部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延禄回忆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

解放日报总编辑

1941年5月，党中央创办《解放日报》，杨松调任总编辑。办报开始，条件很差，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但他知难而上，除亲自处理各项繁重的日常事务外，还亲自写作社论，报纸发刊一个月，他就写了29篇社论。这些社论，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了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印度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行径，号召边区人民、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对制止新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很好的作用。

创办大型日报，开始缺乏经验，办报方针也不太明确。杨松最初是服从社长博古的指示，模仿苏联报纸的做法，每天一定要发一篇社论，国际新闻都要放在头版等。听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他认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个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么用处。”他号召报社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边区和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杨松多次到毛泽东那里请教。毛泽东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毛泽东还给他讲苏德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讲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并指出：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解放日报》创刊以后，杨松采用群众办报的方针，亲自写信给在莫斯科的肖三，请他给报纸写文章，特别嘱咐说：“这也是你的责任。”肖三应约寄来了《纪念屈原》《伟大的爱，神圣的恨》等文稿，先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杨松担任总编辑期间，《解放日报》已开始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到后来形成了一个有1000多人的基层通讯网。杨松对编辑部工作一丝不苟，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用红蓝铅笔勾出其中的错误。遇到疑难问题，就翻阅参考资料，找有关同志研究推敲，以求准确无误。他白天在办公室忙个不停，晚上回到家里还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吴文焘回忆说：“我们编辑每天三点钟起床到新华社取新闻稿，此时，杨松还在工作，在煤油灯下写文章或审阅稿件。”在杨松和同志们的刻苦努力下，《解放日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