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主义(Jansenism)是流行于十七及十八世纪，特别在法国及荷兰境内的异端运动。以其发起人杨森(C.O. Jansen, 1585-1638)命名。他曾在鲁汶大学任教神学；其间，他发现了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恩宠观的重要性，乃从事著作为其理论辩护，未竟而身死，其遗着在他死后1640年付梓出版。

杨森的思想在法国一带，尤其是修院生活中十分流行，一种极端严格的、强调人性败坏与恩宠力量的热诚改革运动于焉展开。可是，到了1653年，杨森主义与教会训导权的冲突正式开始。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t X, 1644-1655)发表《乘机会》(Cum occasione)训谕，其中不指名地谴责了五项有关恩宠与自由的命题(DS 2001-2007)。类似的谴责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而克雷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以1713年《天主子独生子》(Unigenitus Dei Filius)训谕101条命题使上述谴责达到最高峰(DS 2400-2502)。杨森主义者被逼逃往荷兰；在那里以「乌特勤克的教会」(Church of Utrecht)的名义存在；如今则结合于老派天主教会内。

整个杨森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式的奥斯定主义。杨森把它揉合了救恩史的三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无罪的状态；「亚当」是这样自由，这样自主，以致他能够自由地在恩宠的助佑下实现自己的救赎。然而，由于原罪，这一种原始的自由自主失落了。

如此便开始了第二阶段。人陷于「常胜的私欲偏情」的掌握，他根本不能自主地并自我负责地选择善；人无可避免地作恶；他的意志被受造物所吸引，这时候不管他作什么事，也不管他立意如何，总是罪恶的。好的意向也只是为恶事的欲望而服务的「美丽」罪行罢了。

最后是救赎的阶段。但救赎不是由自由主体的人的伦理行为而恢复的，相反的，救赎是由耶稣基督重新定向人的自由意志。正如保禄说，人不再是罪恶的奴隶，而成了基督的奴隶。这时，人的意志不是告自己的自由决定，定向于受造物，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决定，定向于对天主的爱。杨森强调恩宠，然而人对于这恩宠完全无法抗拒；当然恩宠的到来也无须经由人同意。在救赎方面，人完全被弃置于天主随意的拣选中。

杨森主义及其与教会的冲突远远超乎纯粹的教义问题，而是整个复杂的意识型态及神修立场的事。杨森主义代表基督徒在被拣选的自觉意识上所作的努力；它致力于解决一个于基督宗教内在的基本对立现象，即一方面是接纳世界，另一方面却是谴责世界；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救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又深深的明白救赎是白白的恩赐。显然，杨森主义由于其专注于恩宠的力量及本质上无能的自由，并未能为这种对立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