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璋（1872－1920），字霁川，安徽泗州（今江苏盱眙）人。曾祖父杨殿邦官至漕运总督，杨殿邦只有一子杨鸿弼，早逝。

杨鸿弼有子八人，杨氏兄弟发奋读书并参加科考，杨家出现了安徽历史上两个五子登科之一的好事：杨士燮（光绪甲午进士）、杨士晟（光绪壬辰进士）、杨士骧（光绪丙戌进士）、杨士琦（光绪壬午举人）、杨士骢（光绪癸巳举人）。杨毓璋和他父辈一样都是兄弟八人（时人称之“杨家将”），他排行老大。清末民初，甚至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天津一带，只要一提起安徽泗州的杨家。晚清遗老遗少、不少民国军政要人都会连声称道、肃然起敬。

杨毓璋父亲杨士燮让八个儿子分别到美、英、日等国留学。杨毓璋在家排行老大，早年在淮安接受中国旧式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儒学功底，后来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应用科学等。在东瀛求学的日子里，杨毓璋学习并不用功，许多时间都花在和日本艺妓交往上。多年后，杨毓璋妻子徐燕如还保存着杨毓璋用中国旧体格律写的一些爱情诗，据说诗中的女主人公有的还是日本当时的名妓。

从日本回国后，杨毓璋整日不务正业，花天酒地，不久又染上抽鸦片的恶习，杨士燮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杨毓璋几位叔叔也非常着急，竭力规劝这位浪荡公子回头。在父亲和几位叔叔的劝说下，杨毓璋终于戒了鸦片，一改公子哥作风，走上了正途。

在直隶总督杨士骧（杨毓璋四叔）的帮助下，杨毓璋当上了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局长）。几年后杨毓璋又到天津坐上了中国银行行长的交椅。平心而论，杨毓璋三十余岁便身居要职凭的是家族的势力，这是事实，但自杨毓璋进入金融界之后，他刻苦钻研业务，仅仅数年就深谙金融业务要诀，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银行家，在他的主持下，天津中国银行经营得有声有色，银行业务获得蓬勃发展，凸现了杨毓璋在金融业方面的天赋和卓越的才干。他个人也挣得百万家私和多处房产，成了天津首屈一指的大户。

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和杨毓璋都相从甚密。杨毓璋儿子杨宪益出世后，袁世凯赠送一件小黄马褂，在清朝只有皇帝才有权赐给臣下黄马褂，这是臣下一种荣耀，民国年间袁世凯还用此举一方面表明袁想笼络杨毓璋这位财神爷，另一方面也暴露袁想称帝的野心。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曾亲笔题联赠送杨毓璋，其中有一副写道：“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三国时太史慈曾资助过孔融，此联引用三国志中这个典故比喻杨毓璋给他们的帮助，表达了他们对杨的感激之情，可见，杨毓璋当时掌管的天津中国银行曾给这些军政要人以很大的资助。这副对联在杨家客厅一直悬挂了好多年。

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对京剧尤为喜好。这位银行家颇具艺术天赋，不仅喜欢听戏，而且对于京戏流派、唱腔以及戏中唱词很有一番见地，堪称“京戏行家”。他还经常为一些京剧名家改编唱词，经过他的改编，这些唱词更显优美、典雅。深受慈禧太后赏识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是他的好朋友，谭经常在晚上到杨府和杨毓璋切磋曲艺，斟酌京剧唱词，常常谈至夜深人静。据说，至今仍久唱不衰的《四郎探母》里尤其是那段催人泪下的“坐宫”里，就凝聚着当年杨毓璋先生的灵感和心血。此外，杨毓璋还喜唱京韵大鼓，且拉得一手好胡琴，酒后兴起时，他常常会唱上一段京韵大鼓。杨妻徐燕如也喜欢看戏，杨家常聘请一些名伶在家中进行演出，逢年过节，或者遇上老爷、太太们的寿辰，杨府就更少不了京戏名伶，梅兰芳、盖叫天、余叔岩、周信芳、程砚秋等中国戏曲史上的诸多名家都曾在天津杨府登台献艺。

正在杨毓璋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他头上。杨毓璋爱子杨宪益五岁那年，杨毓璋染上风寒，经过治疗病情日益好转，眼看不日即可痊愈，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杨宪益患上了白喉和猩红热，日夜哭闹不止，舐犊之情油然而生，连夜披衣下床，抱着爱子转悠，结果伤寒复发，竟一病不起。事实上与其说杨毓璋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给名医治死的。按说杨家是大户人家，治好伤寒病并非不可及之事，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因为杨家有钱有势，于是今天请一个名医，明天又请一位专家，一些权贵也纷纷赶来献计献策，向杨家推荐医学权威，结果杨毓璋的身体成了各位名医竞技的擂台，病情日趋严重直至死亡。如果当初杨家只请一位治疗伤寒的名医为病人治疗，杨行长也许不会英年早逝。后来，连杨家太太、叔老爷们也承认杨行长死于众多名医在他身上“竞技”这个事实。杨毓璋之死，对杨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一场空前的浩劫。后来他的弟弟们不仅没把杨家事业发扬光大，相反却把他打拼的家业几乎赔个精光，他的堂弟杨毓珣（杨士骢之子）甚至还做了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