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1912-1936),原名文贤,化名杨秀碧、李养南。陕西蓝田人。幼读私塾,后入本县焦岱小学上学。1931年秋到
杨虎城部当兵,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赴陕北苏区工作,1935年返回西安从事秘密活动被捕,出狱后仍回宪兵营当兵。
杨江,亦名文贤,1912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小寨乡。由于家境贫寒,杨江16岁时即失学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他的同窗好友、地下党员李景业常常与他促膝相谈,讲解“共产党是为穷苦百姓闹革命的,是穷人的救星”等革命道理,使他深受启发。
1931年秋末,杨江常去西安卖木炭,目睹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投奔杨虎城将军帐下,非常敬慕,便暗下决心弃农从军。一天财主来村逼租,殴打佃农。杨江义愤填膺,拳脚相加,将财主父子痛打一顿,威风扫地的财主将他告发。为防不测,他以卖炭作掩护,到西安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宪兵营内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杨江在这里受到了
《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的启迪,阶级觉悟大大提高。1933年,经谢华同志介绍,杨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革命昼夜奔忙,引起了敌人的察觉。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去陕北苏区工作。1935年,他回到西安,化名李养南,住在杨虎城宪兵营营长(中共党员)家里,从事革命活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出狱后他化名杨秀碧,仍回宪兵营做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6月初,杨江受中共西北特支派遣,负责组织已收编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的何振亚部起义。经过长途跋涉,他与
杜瑜华、沈敏一行三人,来到何部驻地安康县东沟口与何振亚交谈。谈来意,讲形势,宣传党的主张,指明部队出路,鼓励何接受党的领导,使部队成为人民的武装。何听后非常高兴,表示先在部队开展教育,启发觉悟,再相机起义。6月中旬,杨江回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作了详细汇报。杨走后,何部副官向安康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告发了何振亚。魏连下三道手令,命何限时把部队开进安康城整训,令第四十四师一部抵进东沟口,逼何就范。在这紧急关头,何振亚等人商议,为稳住敌人,表示愿执行命令率部赴安康,准备在中途改变行军路线,把部队拉出来。
8月9日部队从东沟口出发缓行,夜宿茨沟,沿途留人接应杨江,听候党的指示。正巧杨江当晚从西安赶回部队,即向他们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命名起义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由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委,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并在部队中建立陕南抗日联合会,杨江、杜瑜华、沈敏、何振亚、徐海山任常委。传达商议后,他们即分头深入干部、战士中做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全军革命斗志空前高涨。第二天,他率部向南急进,当夜突袭安康重镇五里铺,用正义的枪声宣告起义。8月13日,该军在时属镇安县(今属安康)的紫荆河刘家大院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和各项任命事宜;通过了《宣言》,宣读了《告民众书》。从此,这支部队真正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了充分发挥沈敏的作用,杨江主动让贤,并征得同意,决定不设政委改设军委,由沈敏任军委主席,自己改任组织科长,负责全军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红军为榜样,深受群众拥戴,两个月内就发展到六七百人。部队转战途经镇安县象元时,杨江找到红七十四师,把中共西北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信交给了特委书记
郑位三。郑位三、
陈先瑞等热情接待了杨江,并赠送了缴获的两万多元邮票,作为支持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经费。杨江也把一架望远镜回赠给郑位三,密切了友军关系。
这支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不安和仇恨,他们便加紧调兵围攻,致部队弹药缺乏,供给困难。为了摆脱困境,10月中旬,杨江再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请求增派干部,并用友军所赠邮票兑换现金,购买枪支弹药等,约定1个月后部队在江口接应。经过紧张的工作,精心的策划,11月中旬,杨江与特支选派的干部一行九人,身着国民党军装,持安康保安司令部护照,将购买的手枪、子弹、药品等藏在食盐袋内,雇挑夫担运,星夜兼程返回陕南。因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佛坪县迷峰岭与敌遭遇,伤亡严重,未能按期到达江口接应。杨江一行刚到江口,就被红七十四师收编的抗捐军(原江口神团)岗哨截住,押至团部驻地蚂蝗沟审讯。杨江等一再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何振亚部的干部,请求关照放行。但他们却将杨江等九人残酷杀害。杨江等人的不幸牺牲,使新生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蒙受重大损失,也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
杨江的名字从此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些同杨江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关怀与支持下,经过党史工作部门的不懈努力,调查考证。1984年12月,陕西人民政府追认杨江为革命烈士。